每到周五，我們都準備好迎接城市衛(wèi)生檢查。但有一回星期四，一個檢察員趁我們沒注意的時候進來了。他們量了量鳥巷到肉鋪的距離，說大眾市場違反了《洗手條例》。之后，每次我們跨過想象中分隔牛肉區(qū)和禽類區(qū)的界限時，都必須要洗手。最終，司徒金算出來了每個屠夫要花在洗手上的時間，他把條例撕了下去，大罵這是冒牌法律。但是檢查員很快又回來了，這次，他們關閉了市場。

于是，司徒金讓我到各地去做工，來還欠他的債。兩個冬天我都在廣場給人擦鞋，發(fā)現(xiàn)那里大白天妓女也敢像晚上一樣拉客。在鐘家地窖里的手工洗衣房，我費力地搓掉客人衣服上的污跡，漿過的襯衣足夠裝備毛澤東“百花運動”中的軍隊。汗水咸得刺人，整天盯著各種顏色看，直看得我眼睛生疼。

最糟糕的是唐人街旅游餐廳的地下廚房。每個廚房都白晃晃的，熱氣騰騰，擠得只能容下個拳頭。跟火打交道的人毫無耐心，比日本皇軍還恐怖。我在大洋宮炸薯條和雞翅的七個月里，沒有一個晚上不是在大廚敲著菜刀把每個人的娘都罵一遍的叫罵中度過的。

油鍋里烈焰騰騰，菜刀剁得山響，灶里火讓人也燥得冒火。

多少場鍋鏟大戰(zhàn)僅僅是因為剝壞了幾個蒜瓣、洋蔥片或者芹菜塊切得太厚而爆發(fā)的。大師傅的脾氣像算盤上做的加法，層層升級。我學會了數他額頭上熱得冒出來的汗珠，看他太陽穴上爆得像食指一樣粗的血管。后來，我學會了熟練地用肩膀抵住他鼓起來的胸脯，用胳膊肘猛擊他的頸動脈，給他只留下一口喘氣的力氣。

后來我又被送到了“喜洋洋”去學廚。我像擺弄女人的耳垂一樣細致地剝好洋蔥，把餛飩包成貝殼的的樣子。我在攪拌著肉湯，從湯里把骨頭渣子挑出來。切菜的時候，我把蔬菜按形狀和大小擺好，這樣就可以先把菜根焯一下，再和葉子一起炒。我剝好洋蔥和大蒜，把小蔥切成細絲。我的胡蘿卜切得很薄，薄得邊兒都會卷起來。切出的藕片和蘿卜片幾乎是透明的，透過它們都能看到農歷日歷。但在我所有的感官中，訓練得最好的是聽覺，我最害怕的聲音就是鋼刀剁到肉里那“噗”的一聲。

我干的最后一個份工是在費爾蒙德餐廳。我發(fā)現(xiàn)我喜歡在廚房外面做事：在大理石樓梯上拖地，給上了蠟的黃銅鑲花地板做拋光，腦子里什么也不想。晚上鋪床的時候，床鋪還是濕乎乎的，帶著香味和溫度，我幻想能有屬于自己的幸福。我不再因為照進窗來的一絲光亮而感到安慰，也不再感激夜晚的保護；我覺得自己像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只蝙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