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足三分，危而不亡

胡適之先生曾告我：“他們是愛國者。”何也？那就是汪派人士，像陶高等人，甚或汪氏本人，也確是懼怕抗戰(zhàn)，一旦全盤挫敗，連重慶也守不住了。那就不如早為之計，向敵謀和，為民族留點元氣，使淪陷區(qū)人民，少受點敵人的蹂躪。就是這點“舍身飼虎”的菩薩心腸，才使胡適誤認他們也是“愛國者”吧。

不幸八年抗戰(zhàn)的史實，卻證明這點想法，并不正確。因為八年抗戰(zhàn)史告訴我們，敵軍人數(shù)有限，他們只能占領我們百十座大小城市和交通點線。中國無邊無際的廣大農(nóng)村，尤其是山區(qū)，敵人永遠是望山興嘆，無法占領的。因此縱使重慶失守，國府退往西康，或其他深山大壑地區(qū)（這在解放后毛澤東抗俄戰(zhàn)略上，謂之“三線”，彭德懷被黜后的任務，就是布置“三線”）。日軍也是永遠無法將其消滅的。話說到底，縱使蔣公的領導集團，被日軍徹底毀滅，敵人對當時分散各地的國民黨地方實力派，還是無法控制的。例如當時死守大別山的桂系、晉西山區(qū)的閻錫山、綏遠的傅作義、南嶺內(nèi)外的粵系將領、橫斷山脈里的川滇等地方軍頭、青藏高原的諸馬等等，你可說是王綱解紐，諸侯遍地，但是日軍要加以一一征服，那就非朝夕之功了。這是一樁再造朝代的偉大工程。為此，袁世凱、段祺瑞、蔣介石、張作霖都丟盔卸甲地敗下陣去，遠道渡海而來的日本軍閥，無能力也。這也就是島國小朝廷與大陸宇宙帝國之規(guī)模的分野之所在了。此非不學無術(shù)的日本少壯軍閥之所知也。

總之，日本如打跨了蔣介石政權(quán)，那就意味著，東亞大陸另一次王綱解紐，遍地諸侯，任誰也統(tǒng)一不了。結(jié)果呢？隆中一對，國、共、日偽，天下三分，（日偽占領中大城市與交通點），中共自有其眾多“敵后民主根據(jù)地”，國民黨各派系，各有其“國統(tǒng)區(qū)”的山頭）彼此長期聯(lián)合抗日，或彼此“磨擦”，甚或互不侵犯，共存共榮，歌舞升平，亦未可知也。這一情況，竟是筆者本人于抗戰(zhàn)末期，安徽地區(qū)所親見親聞。當時投敵之汪派偽政權(quán)，對陷區(qū)人民的照顧，哪里又比老漢奸集團，王克敏、梁鴻志，好得多少呢？他們投敵時間有早晚，基本上原是一丘之貉嘛。但是在這個新的鼎足三分的情況之下，倭人想在關(guān)內(nèi)大陸，制造另一個滿洲國，也只是田中義一式的夢想而已。中國被逼永遠分裂則有之，但是中國不會亡國滅種，則是個鐵定的客觀事實也。質(zhì)諸老輩“過來人”，和千萬有心的后輩讀史者，是耶？非耶？

俄日瓜分中國，制造第二波蘭

但是朋友們，天下事也往往確有些非常人理智所能想象之處，那倒是絕對的民族危機呢。我們讀戊戌變法史（參見拙著《晚清七十年》，第三分冊），知道那位可敬可愛的光緒小皇帝，在讀過康有為給他的小書，《波蘭亡國恨》，而淚流滿面。但是我們可曾想到，在我們抗戰(zhàn)最艱苦的歲月，我們的祖國卻很可能變成“波蘭第二”？朋友，您以為這只是一個歷史小說上的故事嗎？且讓我們來檢察一下這故事的來源，然后再冷靜地思考，其有無可能？

在抗戰(zhàn)初期，我國獨立作戰(zhàn)的最艱苦階段，顧維鈞先生以他在當時國際間最資深外交官的身份，曾參加過無數(shù)次國際會議和國際外交官的雞尾酒會。以他數(shù)十年刺探國際情報的經(jīng)驗，他知道在這些酒會的閑談中，各國外交官和武官們往往在無意之中酒后吐真言，會泄漏各該國最機密的情報。在若干酒會中，他就故意找機會，去和蘇聯(lián)的大使們和武官們閑聊。某次一位蘇聯(lián)駐東歐某國的使節(jié)，聽過顧氏對他敘說，中國抗日戰(zhàn)爭中，蘇聯(lián)提供中國的援助，超過所有其他援華國家的總和。因此，沒有蘇聯(lián)這項無私的援助，中國可能就被日本征服了。所以中國軍民對史大林元帥的恩情，真是感激不盡。

這位俄國外交官聽得飄飄然之后，不覺酒后吐真言。他說史大林元帥為著牽制日本，防其北進，他要不顧一切地援助中國抗戰(zhàn)到底。但是中國如果抗日失敗，連重慶也守不住了，或是汪蔣二人，抗日抗了一半，便向日本投降了，史大林元帥的下一著棋，便是迅速與日本妥協(xié)。隨之蘇軍將由蒙古新疆兩地，以雷霆萬鈞之力，迅速侵入中國，盡占中國西北、西南各省，與日本把中國一舉瓜分，使中國變成“波蘭第二”，云云。

顧公告我，他驟聞此言，直如冷水澆背。但他還是控制住情緒，和那位俄國外交官嘻嘻哈哈，歡樂地在酒會道別。

“顧博士，”我說，“您可曾向重慶報告此事？”顧說，茲事體大，他還要從不同的外交管道，來加以“Confirm”（證實）。后來他果然從另一些蘇聯(lián)、東歐和土耳其外交界的數(shù)十年的“老朋友”中，得到“證實”，這確是史大林援華外交的底牌。

我還是逼問顧氏：“您告訴蔣委員長沒有？”顧氏的表示是，蔣公那時是不會向日本屈膝的。重慶也不會失守。他認為此一情報，事機不密，可能會變成謠言。而尋根究底，這謠言出自中國駐法大使館，那就不好了。他顯然是秘而未宣，在不必要的時候，提供不必要的、最敏感的外交情報，原是不必要的。但是我卻勸他在他的回憶錄里，詳細紀錄下來。顧也同意了。我記得我是把和他說話的各國外交官和武官的姓名、時間和地點，都作了詳細的錄音。但是這些記錄，在已發(fā)表的顧維鈞回憶錄中，可能都被當年刪訂人員，誤認為是無稽之談，或只為節(jié)省謄錄和打字費用，給全部刪掉了。顧公辭世后，這故事就死無對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