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3月3日，我在醫(yī)院里生下了第二個兒子，取名為賀平。進醫(yī)院前，中央已調(diào)賀昌到設(shè)在天津的北方局去任書記，因我分娩在即，他就沒有跟我提起此事。他的考慮是，我懷孕時坐過牢，本來就缺乏營養(yǎng)，還要做難友之間的聯(lián)絡(luò)工作，心理上一直很緊張，得了嚴重的胃病，出獄后身體一直很差。孩子也先天不足，生下來時很瘦小，不便隨他一起長途跋涉去北方局工作。但如果把我們母子留在香港，沒有人照顧，他又放心不下。于是，他就跟柯麟和接替他任南方局書記的盧彪商量。正好盧彪夫妻倆結(jié)婚多年，三十多歲了，一直沒有生育，賀昌就主動提出，將賀平給他們夫妻認養(yǎng)做兒子，盧彪夫婦當然很高興地接受了。再說還有位兒科專家柯麟可以在一起照顧。所以一個禮拜后我出院時，賀昌把孩子的姓名寫成盧子平（后改為盧平）。賀昌在對我的身體、我將來的工作條件，以及孩子的健康成長等各方面的情況作了細致考慮后，也來不及跟我商量、征求我的意見，就跟盧彪他們商定了此事。當時李強和柯麟都知道，只我一個人蒙在鼓里。直到我們要離開香港臨上船前，賀昌才對我說：“你想想，自己身體不好，又沒奶，孩子怎么能帶得大？現(xiàn)在暫時把孩子寄交給人家認養(yǎng)，何況盧彪夫婦是自己的同志，又很想有個孩子，一定會把孩子看得更加寶貝。把孩子交給他們，我是很放心的，希望你也放心！把兒女看成自己的私有財產(chǎn)，那是小資產(chǎn)階級的私有觀念。我們都是屬于黨的，屬于人民的，將來他長大了，這兒子既是人家的，也是我們的，還希望他來接我們革命事業(yè)的班呢！”事情到了這個程度，我反對也沒用，心中在想，自己生了第一個兒子，被送回宛希儼的老家去撫養(yǎng)了；如今剛生下第二個孩子，卻又給了人家。雖然難忍母子的天性感情，但不能在賀昌面前流淚，否則他又要說我太感情用事了。因此盡管心中萬分舍不得，嘴里卻只好說：“好吧，既然你已經(jīng)安排定了，就只好這樣吧！”

我跟賀昌從香港回到上海，仍住在孟淵旅社里。周恩來和鄧穎超、劉少奇和何葆貞都來看過我們（少奇和賀昌過去在安源曾一起工作過，我和葆貞在武漢時也曾共事過）。鄧大姐還含笑地批評賀昌說：“土豹子（同志們給賀昌取的綽號），你可不要大男子主義??！要多多照顧慕蘭，怎么還沒滿月，就讓她跟你一起坐海船?。俊辟R昌說：“正因為她產(chǎn)后體弱，需要有人在身邊照顧，我才等她生了孩子和她一起動身的。我自己照顧她，不是比別人照顧得更好嗎！”說得大家都笑了。

到了北方局所在地天津，我仍是做秘書兼機要交通員工作。1930年6月，我?guī)Я速R昌寫給黨中央關(guān)于北方局情況的報告到上海，住在龔飲冰家里。他是黨在上海的地下交通工作負責同志之一。他們夫婦倆都是我的湖南同鄉(xiāng)，住在南京路永安公司后面。這時，恩來同志已去蘇聯(lián)向共產(chǎn)國際報告工作，李立三任中央宣傳部長兼中央秘書長，實際主持中央工作。李立三親自到龔飲冰家里來，交給我一份黨中央的機要文件，就是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決議案，也就是后來被稱為“立三路線”的第二次“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行動綱領(lǐng)。全國各地的黨組織差不多都執(zhí)行了這個決議。在這種錯誤思想指導下，前后雖只三個多月，卻使各地黨的組織遭到很大的損失。

我?guī)е盍⑷鸩莸倪@個決議案回到天津后，心里很懷疑，覺得這樣似太冒險了。但黨的組織紀律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再加上賀昌跟李立三在安源時就很熟識，對李立三比較信任，所以他就積極地執(zhí)行了立三這個“左”傾冒險的錯誤決議，并按照中央的要求，把共產(chǎn)黨、青年團、工會、農(nóng)會和婦女會的領(lǐng)導機關(guān)都合并成一個“行動委員會”，由賀昌任總指揮，準備舉行武裝暴動。不料還在準備階段，就被敵人盯梢發(fā)現(xiàn)，暴動因此流產(chǎn)。不僅是北方局領(lǐng)導的天津、北平等地，其他如上海、武漢、廣州等大城市準備發(fā)動的武裝暴動也都先后失敗了。這是大家在“左”傾冒險錯誤思想的指導下，不顧敵強我弱的客觀現(xiàn)實，盲目行動所付出的慘痛代價。

暴動失敗，黨的機關(guān)遭到破壞，北方局的許多領(lǐng)導同志如天津市委書記彭真、北平市委書記薄一波、北方局宣傳部長陳復等先后被捕。而賀昌和我則因于1930年9月到上海去開會而僥幸脫險。賀昌看到這么多親密的戰(zhàn)友因為自己的錯誤領(lǐng)導而不幸被捕，心里非常難過。這時，周恩來、瞿秋白同志已從共產(chǎn)國際回國了，立即在上海召開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立三同志在會上承認自己的錯誤和責任，并沉痛地作了檢討；賀昌等許多參加會議的各地領(lǐng)導同志也都在會上作了嚴肅而深刻的自我批評。李立三被撤掉在中央的領(lǐng)導職務(wù)，調(diào)到蘇聯(lián)學習去了。賀昌也被撤去北方局書記的職務(wù)，讓他進一步學習、反省。這時我們已從龔飲冰家搬到西摩路（現(xiàn)陜西北路）一家醬園店的樓上居住。我們每天從后門進出，跟樓下醬園店的老板和伙計都不交往，所以并不引人注意。那時，原先在團中央和賀昌一起工作的關(guān)向應、任弼時同志經(jīng)常來看望賀昌，他們也都在六屆三中全會上作過檢討，但他們都是黨性很強的好同志，都決心吸取教訓，改正錯誤，并商量決定，一起向黨中央請求，把他們下放到江西蘇區(qū)去，跟毛澤東一起打游擊，決心在革命戰(zhàn)爭的實踐中進一步鍛煉、考驗自己。不過這些情況當時我都不知道，直到中央批準后，賀昌才告訴我。

1931年1月，在共產(chǎn)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的直接干預和支持下，剛從莫斯科回國不久的以王明、博古（秦邦憲）、洛甫（張聞天）、王稼祥為首的“左”傾教條主義者，以更“左”的面目，打著反對“調(diào)和主義”的旗號，猛烈攻擊六屆三中全會以后的黨中央領(lǐng)導，強行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周恩來、瞿秋白等具有實際斗爭經(jīng)驗和很高威望的中央領(lǐng)導人在會上受到嚴厲指責；而原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又缺乏實際斗爭經(jīng)驗的王明等人，卻一下子就進入了中央政治局，開始了長達四年的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錯誤統(tǒng)治。那時，我曾聽到賀昌、關(guān)向應、任弼時在一起議論過，對王明等人在黨內(nèi)實行過重打擊的錯誤做法深為不滿。我聽了后也心直口快地諷刺王明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了。雖然大家都有同感，但囿于黨組織的嚴格紀律，只能服從。后來，王明反對毛澤東的游擊戰(zhàn)略，撤去了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之職，剝奪了他的軍事領(lǐng)導權(quán)；一些同志在“肅反”擴大化中也被錯誤殺害，希儼的堂弟宛希先①即在此時含冤而死；不少同志被審查、關(guān)押，陳毅同志亦曾遭禁閉；更多的同志被排擠、打擊，很長時間不給適當工作（如鄧小平、毛澤覃等）。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實際上大大削弱了黨的戰(zhàn)斗力，起到了敵人想做而做不到的破壞效果。第五次反“圍剿”時，他們又不顧敵我力量懸殊，猛攻敵人碉堡，與敵人正面硬拼，使紅軍遭受嚴重損失，被迫開始長征。在長征途中，召開了遵義會議，結(jié)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tǒng)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的領(lǐng)導地位。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guān)的轉(zhuǎn)折點，使紅軍和共產(chǎn)黨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長征的勝利舉世震驚，從此開創(chuàng)了一個勝利接著一個勝利的新局面，終于取得了解放全中國、建立新中國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