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比例的巨大懸殊，讓那些來自全國的青年女性成為延安街頭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風景。

烈群在《大公報》上這樣描述1938年新年時延安街頭的景象：

各機關都放假了，冷靜的小街上，行人格外地增多了，……尤其是一些女軍人，看來更加出神，她們談著，笑著，一點沒有什么拘泥；她們穿著那龐大的灰布棉衣，雞婆似地跳著，怪天真的，誰敢說女人比不上男人呢！

由于延安火熱的革命氛圍，當年延安的女性不論裝束還是性格，確有一股像男人般的豪放。時邊區(qū)婚姻法雖規(guī)定男女婚戀年齡為男20歲，女18歲，但很多青年女性不愿因過早婚戀而影響工作和進步。

劉茜就是因此而拒絕了黃克功。她原名董秋月，改名劉茜，是因茜草為紅色染料，表達了她對革命的向往。她在生前給黃克功的信中言：

我們還是講講廣義的愛吧！整個國家的生死存亡擺在眼前，四萬萬多的同胞正需要我們的愛哩！……你愛我嗎？而你更應愛大眾！

曾是新聞記者的趙超構在《延安一月》中回憶：

女性的氣息，在這里異常淡薄，絕對沒有燙發(fā)的女人，也沒有手挽著手招搖過市的戀人。一般女同志，很少嬌柔的做作。在服裝上，和男人差別很少。如果夸張一點說，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但在表面寡欲的背后，一些青年男女也在窯洞里悄悄成就了他們的紅色戀情。英國女作家韓素音在《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一書中這樣描述延安青年的戀愛：

在公開談論中是不贊成搞兩性關系的，但在漫長冬夜溫暖的窯洞里卻是人們經常談及的話題。

曾在延安評劇院工作的任均與魯藝同學王一達就在延安戀愛、成家。任均這樣回憶她與王一達在延安結婚時的情景：

我們分配到了一個小窯洞，……只有我拿來了從家里帶到延安的被子褥子，和一個小柳條箱子，一達卻沒有。他只有件光板的陜北老羊皮襖和一塊破布單子，連被子都沒有。……雖然家徒四壁，我還是為結婚而認真地做了一個枕套--沒有那么多布做一對枕套。這是我們結婚時，家里唯一的新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