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秋）

革命以民權為目的，而其結果，不逮所蘄者非必本愿，勢使然也。革命之志在獲民權，而革命之際必重兵權，二者常相抵觸者也。使其抑兵權歟，則脆弱而不足以集事;使其抑民權歟，則正軍政府所優(yōu)為者，宰制一切，無所掣肘，于軍事甚便，而民權為所掩抑，不可復伸，天下大定，欲軍政府解兵權以讓民權，不可能之事也。是故華盛頓與拿破侖，易地則皆然。美之獨立，華盛頓被命專征，而民政府輒持短長，不能行其志；其后民政府為英軍所掃蕩，華盛頓乃得發(fā)舒。及乎功成，一軍皆思擁戴，華盛頓持不可，蓋民權之國必不容有帝制，非惟心所不欲，而亦勢所不許也。拿破侖生大革命之后，寧不知民權之大義?然不掌兵權，不能秉政權，不秉政權，不能伸民權。彼既借兵權之力，取政府之權力以為已有矣，則其不能解之于民者，騎虎之勢也。而當其將即位也，下令國中，民主與帝制惟所擇，主張帝制者十人而九。是故使華盛頓處法蘭西，則不能不為拿破侖；使拿破侖處美利堅，則不能不為華盛頓。君權政權之消長，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一二人所能為也。中國革命成功之英雄，若漢高祖、唐太宗、宋藝祖、明太祖之流，一丘之貉，不尋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徒斥一二人之專制。后之革命者，雖有高尚之目的，而其結果將不免仍蹈前轍，此宜早為計者也。

察君權、民權之轉捩，其樞機所在，為革命之際先定兵權與民權之關系。蓋其時用兵貴有專權，而民權諸事草創(chuàng)，資格未粹，使不相侵，而務相維，兵權漲一度，則民權亦漲一度。逮乎事定，解兵權以授民權，天下晏如矣。定此關系厥為約法。革命之始，必立軍政府，此軍政府既有兵事專權，復秉政權。譬如既定一縣，則軍政府與人民相約，凡軍政府對于人民之權利義務，人民對于軍政府之權利義務，其犖犖大者悉規(guī)定之。軍政府發(fā)命令組織地方行政官廳，遣吏治之；而人民組織地方議會，其議會非遽若今共和國之議會也，第監(jiān)視軍政府之果循約法與否，是其重職。他日既定乙縣，則甲縣與之相聯(lián)，而共守約法；復定丙縣，則甲、乙縣又與丙縣相聯(lián)，而共守約法。推之各省各府亦如是。使國民而背約法，則軍政府可以強制；使軍政府而背約法，則所得之地咸相聯(lián)合，不負當履行之義務，而不認軍政府所有之權利。如是則革命之始，根本未定，寇氛至強，雖至愚者不內自戕也。洎乎功成，則十八省之議會，盾乎其后，軍政府即欲專擅，其道無繇。而發(fā)難以來，國民瘁力于地方自治，其繕性操心之日已久，有以陶冶其成共和國民之資格，一旦根本約法，以為憲法，民權立憲政體有磐石之安，無漂搖之慮矣。

據(jù)《民報》第二號（東京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版）精衛(wèi)《民族的國民》轉引孫中山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