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這些受過西方文化系統(tǒng)熏陶的人就發(fā)現(xiàn)自己錯了，不是一般的錯，而是大錯特錯，并且要為自己的錯誤付出高昂的代價。

有關俱樂部最初的警訊是從遠在湖北的漢陽鐵廠傳過來的。1922年7月，也就是安源工人俱樂部成立兩個月之后，漢陽鐵廠的工人鬧起了罷工，原因之一就是廠方解散工人俱樂部。

漢陽鐵廠的罷工以資方的妥協(xié)而告終，這使得路礦當局不得不重新審視安源工人俱樂部。由共產黨掌控的俱樂部并不只是一般的消遣娛樂場所，工人們絕對不會因為關閉一個賭場、妓院或煙館而罷工，那些地方只能是給人們以感官刺激的“小樂”，而工人俱樂部帶給工人的是“大樂”，是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

在某種程度上說，安源工人消費合作社激發(fā)了工人們對幸福的渴求，略顯簡單的股份制讓他們初步體會到了做人的基本權利。李立三老師經常給大家講“剩余價值”，工人們明白自己并非是天生受窮的命，也不是老板養(yǎng)活了工人——那是不折不扣的鬼話——恰恰相反，是工人的血汗養(yǎng)肥了資本家、工頭、官吏等各式各樣的吸血鬼。

此外，廉價而又豐富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生活，使安源煤礦工人直接感覺到掙的錢太少，而且用于消費和休息的時間也太少了。所有這一切，都是誰造成的？怎樣才能改變現(xiàn)狀？每個有頭腦的工人都在思考這個問題。

不滿情緒在安源悄悄醞釀和傳播。路礦當局似乎也察覺到這種不滿，不得不派常務副礦長舒楚生到工人俱樂部視察工作，以示對工人生活的關心；同時放出風去，要給俱樂部補充津貼經費、撥給俱樂部房屋，優(yōu)厚的條件意在籠絡、收買和安撫俱樂部。

但出乎當局意料的是，意想之中貧困戶拉著礦主的手，感激涕零地說出一大套話的情況并未出現(xiàn)。相反，舒副礦長代表組織的訪貧問苦，卻變成了示弱的表現(xiàn)，給工人的印象是資本家自覺理虧，如果沒做虧心事，平素高高在上的副礦長為什么對身份卑微的“炭古佬”如此謙卑？如果工人俱樂部不是代表如此眾多的工人，礦方怎么會去討好俱樂部？

路礦當局剛一出手，就在輿論戰(zhàn)中輸了一招。

俱樂部主任李立三決定打蛇隨棍上，不再給當局出手的機會。他理直氣壯地代表工人提出一系列要求，主要是發(fā)放清付積欠工人的工資，態(tài)度強硬地聲言，如果礦方不同意就發(fā)動罷工。礦方認為俱樂部開出的價碼太高，實在不能答應條件。李立三于是將礦方的答復廣為宣傳，果然激起了礦工們更大的不滿。

俱樂部決定將罷工的威脅付諸行動。為了贏得這場罷工，中共湘區(qū)黨委秘密派遣兩大高手前來助陣：一位是曾經領導長沙泥木工人罷工，并先期來安源考察過的毛澤東委員；另一位是在上海勞動組合書記處擔任要職的政治新秀劉少奇，他們到安源與李立三一同推敲了罷工的總體計劃和每一個細節(jié)。之后毛澤東返回湘區(qū)黨委匯報，劉少奇則專門留在安源，協(xié)助李立三領導工人罷工。

要想罷工取勝，最大的顧慮就是人心不齊。此時工人俱樂部正式登記在冊的會員有七百余人，不及工人總數(shù)的十分之一，這些人能否發(fā)揮骨干作用？如果罷工人數(shù)達不到相對多數(shù)，那么倒霉的將是參加罷工的工人，他們輕則會被礦方開除，重則蹲監(jiān)獄，工人俱樂部從此在安源再無立身之地，共產黨在安源的付出將付諸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