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伯格家族向我們展示了家族生活在19 世紀的演變過程。與薩拉和阿比·沃伯格的子女通婚的全部來自商業(yè)世家；但在他們的下一代，莫里茨和夏洛特的7 個子女中只有3 個按家族傳統(tǒng)成婚?；橐鲎鳛檎麄€家族的社會經(jīng)濟策略這一傳統(tǒng)，受到了以情感為基礎的婚姻的挑戰(zhàn)。父母對兒子職業(yè)選擇的控制權也在明顯減弱。馬克斯經(jīng)過一番勸說后才放棄當軍人的計劃，本想投身科學研究的保羅也是如此；但他們的父母還是沒能阻止阿比放棄對藝術史研究的熱愛，這是他與生俱來的權利，而費利克斯享受生活，熱衷慈善，并且執(zhí)意從事這方面的事業(yè)?？梢哉f，聯(lián)系緊密的資產階級家庭在19 世紀末已經(jīng)走上了下坡路。阿比·沃伯格批判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金融王朝，珀西·施拉姆年邁的伯祖母把自己的家族混同于博基亞家族，這些都透露出一種自我否定的意味。托馬斯·曼在他1901 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一個家庭的沒落》中對這種情緒的刻畫入木三分。布登勃洛克家族雖然主要以托馬斯本人在呂貝克的家庭為原型，但它也是漢莎商業(yè)王朝的典型，在18 世紀時走向繁榮，但因為種種因素日漸式微，例如婚姻不幸、手足間明爭暗斗，以及家族的開創(chuàng)精神衰退等，與朔彭豪爾和瓦格納的往來更是雪上加霜。該書在漢堡讀者甚眾，甚至還被馬克斯·施拉姆那藏書頗富的圖書館所收藏，對施拉姆家族來說，這顯然是一種不和諧音。珀西·施拉姆會不自覺地拿自己母親的家庭與布登勃洛克一家作對比；而沃伯格家族也很難忽視這本書的意義，他們對婚姻危機已經(jīng)是見怪不怪，更別提還有個獻身藝術的兒子差一點就死于傷寒。即使風暴尚未來臨，那些大家族也已經(jīng)意識到了自身的脆弱。

除了家庭關系，宗教也是由來已久的社會紐帶。在整個19 世紀，漢堡有90%的人都是正式的路德教信徒，而且處處體現(xiàn)出獨特的新教教義。然而，19 世紀初，漢堡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和5 座其他教堂卻被拆除了，以新建海堤和排水系統(tǒng)，這象征著宗教儀式的精神性似乎在向世俗工作讓步。那些位于社會階梯上層的人（例如銀行家馬克斯·馮·申克爾），似乎還保有對正統(tǒng)路德教的虔誠。但在世紀之交，圣職人員內部實行“自由化”改革的壓力漸增，而改革是為了應對“大多數(shù)人”不再定期參加教會聚會的問題。相比之下，漢堡的猶太社區(qū)則接受了19 世紀初出現(xiàn)的類似的分化，允許猶太教堂保守派聯(lián)盟和自由派廟宇聯(lián)盟在當?shù)亟虝闹С窒路謩e修行。與信奉路德教的社區(qū)相比，猶太社區(qū)內部社會的兩極化程度較輕，因此也較和諧。19世紀中期對于漢堡的猶太人來說是一段共同繁榮時期，法律逐漸放寬了對他們的限制，他們偏愛的經(jīng)濟活動（以自主經(jīng)營為最）開始蓬勃發(fā)展。1871 年，75%的猶太人都住在舊城區(qū)、新城區(qū)、圣保利和圣格奧爾格等“市中心”地區(qū)；到1914 年，絕大多數(shù)人都定居“西區(qū)”，以羅森巴姆區(qū)為主，也有一部分在哈維斯特胡德。1897 年，27%的猶太人的所得稅稅率屬于前兩個等級，而總人口中這一比率僅有11%。但猶太社區(qū)在其他方面卻走向了衰敗。1811年，猶太人占漢堡總人口的4.87%，而到1910 年卻降至1.87%，可見猶太人的出生率較低，同時漢堡缺少新的猶太移民。①不僅如此，社區(qū)內謹守教義并參加聚會的人開始減少。沃伯格五兄弟的父母和祖父母嚴格遵守誡命，守安息日，而他們的下一代（除了最小的兒子弗里茨）已經(jīng)沒那么虔誠了，馬克斯去猶太教堂只是例行公事，并非出于虔敬；而阿比在大學時就放棄了合乎教規(guī)的飲食，之后還娶了異教徒為妻。阿爾伯特·巴林也是如此。我們事后才知道，異族聯(lián)姻的增加并不代表猶太人已融入經(jīng)濟精英（而非宗教精英），但在當時，有很多證據(jù)都支持這個想法。隨著猶太人在形式上的解放，他們不僅成為了商業(yè)和專業(yè)領域的合作伙伴，而且還在行業(yè)協(xié)會和公共管理部門擔任行政人員，并參加社交生活，結交朋友。然而，當出現(xiàn)群眾暴動時，反猶勢力就會抬頭，而在社會精英內部也暗流涌動。這股潛在的頑固勢力提醒我們，猶太人在19 世紀的成就可能會一夜之間不復存在。女兒瑪?shù)贍柕略诜鹆_倫薩學習時，比格爾邁斯特·約翰·格奧爾格·門克貝格并沒有反對她與阿比·沃伯格及其夫人住在一起，沃伯格家族還與參議員馬克斯·施拉姆保持著友誼；但施拉姆的母親則把猶太人歸入4 類不能接受的丈夫人選中。馬克斯·沃伯格深信漢堡有一種“潛藏的反猶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