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呢？第一，管理短期英語培訓項目的北大老師的收入減少了，這個項目的運作當然是這個人拿得最多的，我的培訓班直接影響到了他的收入。第二，圍繞這個培訓項目獲利的其他老師收入也減少了。也就是說，北大英語系的其他老師都在那兒教書，我瓜分了他們的生源，等于搶走了他們盤子里的蛋糕。第三，這個項目剩下來的利潤在每月的月底都會分下去，每個老師都是可以拿獎金的，叫做人人有份。

那么我的培訓班一舉辦，學生就流失了一大部分，很顯然北大的英語老師們就會少拿這一部分，這個主管也必然就少拿一部分，當然了他們自己的上課費還是不一定少拿的。總而言之，大家已有的經濟利益都受到了損失。內心不平衡的矛頭很快都指向了我，就因為我俞敏洪這么一個人，壞了大家的好事，所以我的這個處分是有雄厚的群眾基礎的。試想，如果沒有群眾基礎它也不會隨便處分我的。這個處分下發(fā)了，大家都覺得這個處分是對的，沒有人同情我，我當時確實是犯了眾怒。

后來想想自己也做得挺過分的，斷了別人的財路，肯定要引起別人的不滿。但是短期英語培訓項目收入的減少也是沒有辦法避免的，即使我不出來辦班，別的學校的老師也會在外面舉辦培訓班的，一樣還會分流學英語的學生生源的。所以說我只是在特定的時候做出了特定出格的事，受到大家的責難也就在所難免了。

那個時候的實際情況是我也想在北大校園內辦的培訓班多教課，多增加點收入，但是他們說我們這個培訓班現(xiàn)在哪有你教課的地方，因為當時各個培訓班都是系主任、副系主任、教授在教課，不可能為我提供足夠的課時讓我掙錢。所以只能是在月底的時候分那么一點可憐的獎金，沒有辦法，學校里也得講究論資排輩的。我是新留校的老師，只能排在資歷深的人身后，那個時候我就覺得不能這樣混吃等死，還是應該到外面去看看有什么新的收獲。正好，赴美國求學的機會給我提供了一個需要掙錢的理由，就這么一個簡單的目的，我就在校外代課掙些外快，結果還被學校發(fā)覺并給了一個處分。

1990年的秋天，北大三角地的高音喇叭連續(xù)半個月廣播了對我的處分，大意是我打著北大的名義私自辦學，嚴重影響教學秩序等，處分決定是記大過。我根本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因為校方在做出處分決定之前并沒有和我通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