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將看到，對于政府業(yè)務(wù)萎縮的一個應(yīng)對措施—也是詹姆斯與薩洛蒙最為熱衷的舉措—就是涉足工業(yè)金融，尤其是成立鐵路公司。另一個途徑就是招攬較小國家的生意。這也是法蘭克福分行所采取的策略。伯格菲爾的研究記錄的這一時期的重要交易有：法蘭克福分行在1837~1842年間，為薩克森　科堡　哥達公國發(fā)行了總額為350萬古爾登的債券，為拿騷公國發(fā)行了990萬古爾登的債券；1845年，他們又為家族的老客戶黑森　卡塞爾發(fā)行了670萬帝國元的彩票債券，同時也向黑森　卡塞爾的鄰居黑森　達姆施塔特提供了一些貸款；同年，也向巴登提供了1 400萬古爾登的貸款。1835年，他們向巴伐利亞提供的貸款讓卡爾和安塞爾姆獲得了“宮廷猶太人”的身份以及其他各種榮譽（包括安塞爾姆的巴伐利亞駐法蘭克福領(lǐng)事頭銜）。19世紀40年代中期，他們也為符騰堡和法蘭克福自身籌措了貸款。他們也接觸了漢諾威，但交易在最后一刻功虧一簣。而且，羅斯柴爾德家族不僅僅活躍在德國西部。1835年，他們通過一筆300萬英鎊的貸款試圖恢復(fù)與丹麥王國的聯(lián)系。如果其他國家都像普魯士一樣吝嗇的話，這些交易無一能獲得成功。而普魯士是三月前期的德國公國中，唯一債務(wù)沒有增加的國家。漢諾威、符騰堡、巴登和巴伐利亞債務(wù)與收入的比率在1825~1850年之間，一直處于上升的態(tài)勢；唯有普魯士呈下降趨勢。（這種差異可能最好的解釋就是德國西部的公國在這段時期，逐漸參與了鐵路建設(shè)；此外，普魯士于1819年頒布的國債詔令也限制了普魯士的借貸行為。）

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看來，即便提供給中等大小公國的貸款，也只是一些相對較小的交易；但是，他們?yōu)檫@些貸款所花費的時間經(jīng)常與提供貸款給大國所花費的時間不分上下。另一方面，生意的成交量顯然也回報了所投入的努力—這點可以從法蘭克福這段時期的利潤中看到。阿姆謝爾在法蘭克福協(xié)助他的侄子們，他顯然并不在意與他們做生意的公國的政治特性：比如，巴登是典型的君主立憲制，而漢諾威—國王恩斯特·奧古斯特在1837年廢除憲章之后—是德國最為保守的政權(quán)之一。

在德國的公國看來，如果不向羅斯柴爾德家族尋求幫助，籌措貸款將變得越來越難，因為他們在德國的資本市場占據(jù)了如此牢固的支配地位。在德國西南部，情況更是如此。不僅在法蘭克福，在其他商業(yè)中心，如科隆，羅斯柴爾德家族都能夠施展如中央銀行一般的影響力：當?shù)厝朔Q為“羅斯柴爾德的錢”。這種統(tǒng)治地位不可避免地引發(fā)了人們的議論，大多數(shù)都是敵意的。如19世紀20年代一樣，羅斯柴爾德家族被自由黨人認為支持反動政權(quán)。“許多小公國政府，”奧地利一名外交官報告說，“完全依賴于羅斯柴爾德家族，而拒絕受臣民不滿情緒的影響，這些不滿情緒時常可見。”這種不滿日積月累，已達到危急關(guān)頭。比如，漢諾威自由黨人約翰·施蒂韋在1848年執(zhí)政之后，他尋求避免“與羅斯柴爾德進行骯臟的交易”，他將這些交易與梅特涅時代聯(lián)系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