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學的影響

盡管德魯克不是一個經濟學家，但是他也采用了經濟學方面的許多原理來支持他的管理理論以及他對政府和社會的評判。他一向致力于讓組織的領導者變得更有效力和效率，成為“勞動生產率和創(chuàng)新的燈塔”，同時，他也渴望能夠創(chuàng)造一個體系，“使經濟學成為一門人的學科”。在德魯克看來，管理學作為一門讓人將各種任務完成的藝術，能夠復興經濟學，并后者之成為一種道德的力量：“基于經濟學的勞動生產率因而可能會完成所有經濟學家都夢寐以求的目標：既是一門‘人文學科，’又是一門‘道德哲學，’也是一門‘社會科學’；而且，也是嚴謹?shù)摹茖W’”（德魯克，1980，p.18）。

德魯克通過強調勞動生產率和創(chuàng)新來強調道德對經濟學的光照，這使得他的思想可以應用到幾乎所有的組織上。盡管德魯克發(fā)起了重要的為利潤辯護的運動，他同時也將利潤與創(chuàng)新和勞動生產率關聯(lián)起來，使得后二者成為更重要的進步的衡量指標。最終，不只是商業(yè)人士能夠將管理學作為一門人文學科來實踐，而且，醫(yī)院的行政主管、大學的教務長以及全國性慈善基金會的主管都可以這樣做。因為德魯克在其對經濟理論的理解中將人的勞動生產率和創(chuàng)新作為重要的價值衡量指標，所以作為人文學科的管理就不僅僅只是一種商業(yè)的努力。

隨著經濟學開始聚焦于人，德魯克意識到經濟學與社會學者們學科有著內在的關聯(lián)。創(chuàng)新也好，勞動生產率也好，都是在由人的社區(qū)中發(fā)生和形成的，在這樣的社區(qū)里，人與人之間存在復雜的互動。對于德魯克來說，經濟學和社會學都屬于人文學科，是致力于研究人與人之間關系尤其是工作場所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學科。最終，那些對德魯克產生了最重要影響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傳遞出了這樣一個信息：各種機構，包括那些產生利潤的機構，都是社會性的實體，都必須提供一種社區(qū)感。

在經濟學方面對德魯克產生最重要影響的人是約瑟夫·熊彼特。盡管熊彼特可以稱得上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但是他做到了將這一學科置于更為宏大的社會經濟歷史的范圍內。在第七章關于社會生態(tài)學實踐的探討中，也會涉及其他一些對德魯克產生影響的社會經濟學理論。

約瑟夫·熊彼特（1883－195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約瑟夫·熊彼特被任命為奧地利財政部長。當時的奧地利，金融情況非常糟糕；可怕的現(xiàn)狀，加上熊彼特直言不諱的政治觀點觸犯了他的眾多同事，最終使得他丟掉了這一職位。1919年10月他辭去了財政部長的職務。后來，熊彼特還有過一段簡短的也不那么成功的在銀行界工作的經歷，隨后他便回到了學術世界，最終在1932年來到哈佛大學，在那里，盡管他的著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但是他一直被籠罩在年輕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陰影之下。

熊彼特對于德魯克的主要影響是，前者認為利潤是一種道德律令。

利潤是一種道德力量。在“熊彼特對決凱恩斯”一文中，德魯克表達了對熊彼特關于利潤是道德和倫理系統(tǒng)之一部分這一觀點的認同和贊賞。對該觀點，熊彼特并沒有給出過明確的論證，但是德魯克從熊彼特的理論中總結出利潤是道德的這一觀點。熊彼特將利潤同企業(yè)家所承擔的角色關聯(lián)在一起。當企業(yè)家進行創(chuàng)新時，他們能夠因而創(chuàng)造出巨大的利潤。因此，利潤內在于企業(yè)家的活動中：“沒有發(fā)展也就不可能產生利潤，而沒有利潤發(fā)展也無從談起。”當競爭對手推行了同樣的創(chuàng)新手段之后，利潤的水準會隨之下降。如果再沒有新的企業(yè)家活動引發(fā)新的創(chuàng)新的話，那么利潤也就喪失了提升的動力。熊彼特意識到，利潤并不是對企業(yè)家冒險行為的回報，相反，利潤“在一個新的企業(yè)中，是其收獲超過了生產成本之后才所產生的暫時的盈余?！?/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