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回國前，因年初在《新青年》上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隨后又發(fā)表多篇詩文，胡適已是國內文化界矚目的新銳人物了。正因為有此聲譽，前一年年底剛就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便延攬這位剛剛畢業(yè)的留美博士為他正在銳意改革的北京大學的哲學教授。一個未曾謀面的留學生，僅憑看過幾篇文章，便聘之為教授，這在北大乃破格之舉。未回國之前，胡適已然知曉北京正在開展的新文化運動的局面。他這樣說，該是多大的氣魄。

是這樣說了，后來也就這樣做了。

胡適回國后十多年的作為，這里就不說了。要說的是，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他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角色，或者說應給他一個什么樣的地位。

美國學者J．B．格里德的《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　1937）》，是一部研究胡適及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力作。書名中的“中國的文藝復興”，指的就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書中對胡適在這一運動中的地位與作用，有公允翔實的論述。在該書第三章《文學革命》中，說到了胡適在新文化運動初期的作用，還有他的巨大而廣泛的影響：

20世紀最初10年的后期，這場生機勃勃的反傳統運動之物質的與精神的中心就是國立北京大學。1917年秋，胡適入北大文學系教授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1916年年底以后，蔡元培（1868—1940）任北大校長，他為把北大提高到其學術上和思想上的杰出地位做了重大貢獻。他的愿望是把北大建成一所真正自由的學校，一所能容忍所有觀點的學校。由于他本人就是某種意義上的激進派，一位轉向革命的古典學者，所以毫不足怪，北大在他的主持下很快就成了懷疑派和反抗者的聚集之地。1917年陳獨秀（1879—1942），這位受過日本和法國教育的《新青年》雜志的創(chuàng)辦人和主編，被任命為文科學長。李大釗（1889—1927）與陳獨秀一起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早期中國皈依者。1918年初，他任北大圖書館館長，后來入法學院。教授語言學的錢玄同（1887—1939）是一位古漢語語言學家，章炳麟的門徒，他自稱自己是“錢疑古”。他也是最早涌現出來的和最熱情的新文學支持者之一。在北大的教員中還有受過英國訓練的社會學家陶履恭（字孟和，1887—1960）以及在日本接受過教育的政治家高一涵（1885—？）。在北京的還有，既在北大教書又是與北大集團來往密切的作家周作人和比他更有名氣的兄長周樹人（魯迅），周作人是位相當有才華的散文作家。在1917到1920年之間蕓集北京的正是這批非凡的青年人。26歲的胡適是其中最年輕的人物，但是，他那無可懷疑的受過西方教育的歸國學者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與《新青年》的聯系，都標志著他是這個雖然規(guī)模較小但卻條理分明，影響巨大的先鋒派的天然領袖。他知道，無論他說什么都會引起人們的關至少在那些日子里——也會得到人們恭敬的聆聽。（《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第85　86頁）

這個稍嫌冗長的敘述，畫出了一幅新文化運動初期的將帥圖。蔡元培是當之無愧的主帥。對陳獨秀的作用雖著筆不多，將他列為蔡元培之下第一人，卻是恰當的?！缎虑嗄辍返膭?chuàng)辦人和主編，北大文科學長，這兩個身份點到了，也就足以說明他的作用。李大釗、錢玄同、陶孟和、高一涵、周作人、魯迅，一個個都是新文化運動的驍將。而胡適，卻是這個“影響巨大的先鋒派的天然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