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父放任我之所為，一不加禁，蓋相信我是有志向上的人，非趨向下流，聽其自己轉變?yōu)橐?。就在此放任之中，我得到機會大走自學之路，沒有落于被動地受教育地步。大約從十四五歲到十八九歲一階段，我心目中有幾個傾慕欽佩的人物，分述如下：

梁任公先生當然是頭一個。我從壬寅、癸卯、甲辰(1902年—1904年)三整年的《新民叢報》學到很多很多知識，激發(fā)了志氣，受影響極大。我曾寫有紀念先生一文，可參看。文中亦指出了他的缺點。當年欽仰的人物，后來不滿意，蓋非獨于任公先生為然。

再就是先舅氏張镕西先生耀曾，為我年十四五之時所敬服之人。镕舅于母極孝，俗有“家貧出孝子”之說，確是有理。他母親是吾父表姐，故爾他于吾父亦稱舅父，且奉吾父為師。他在民國初年政治中，不唯在其本黨(同盟會、國民黨)得到群情推重信服，而且深為異黨所愛重。我在政協(xié)《文史資料選輯》中寫有一文可參看。惜他局限于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未能適應社會主義新潮流。

再就是章太炎先生(炳麟)的文章，曾經極為我所愛讀，且驚服其學問之淵深。我搞的《晚周漢魏文鈔》，就是受他文章的影響。那時我正在傾心學佛，亦相信了他的佛學。后來方曉得他于佛法竟是外行。

再就是章行嚴先生(士釗)在我精神上的影響關系，說起來話很長。我自幼喜看報紙。十四歲入中學后，學校閱覽室所備京外報紙頗多，我非止看新聞，亦且細看長篇論文。當時北京有一家《帝國日報》常見有署名“秋桐”的文章，討論憲政制度，例如國會宜用一院制抑二院制的問題等等。筆者似在歐洲，有時兼寫有《歐游通訊》刊出，均為我所愛讀。后來上?！睹窳蟆烦Ｒ娛鹫摺靶袊馈钡恼撐模岢v邏輯。我從筆調上判斷其和“秋桐”是一個人的不同筆名又在梁任公主編的《國風報》(一種期刊、出版于日本東京)上見有署名“民質”的一篇論翻譯名詞的文章，雖內容與前所見者不相涉，但我又斷定必為同一個人。此時始終不知其真實姓名為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