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話轉入我幼年所受教育的情況。我說，我沒有誦讀過經書——此蓋出于先父意旨——如《論語》、《孟子》等四書不過后來靠自己閱看罷了。他如《詩經》、《書經》、《易經》未嘗不喜看，但生僻字句至今很多，不識不懂。主席插言：“經書我倒念過不少呢!”又自言八歲就讀私塾三年，至十歲后，極嗜看書。家中書少，而外祖父家有藏書，例如《史記》、《漢書》等皆從外祖家索借閱讀之云。

我談到十六七歲時，輒厭棄世法，想出家為僧，今垂老而此志不忘。憶當時覓讀佛典，無人指引，暗中摸索，久而得通。二十四歲實無在大學任教的學力，卻竟被蔡校長拉進北京大學任印度哲學講席。對于儒家初無興味，后乃悟其價值不可菲薄。主席說，對于儒家佛家從來漠然非所好。特于佛家學理不通曉。然而在湖南，佛寺卻多且大。曾游寧鄉(xiāng)溈山一大寺廟，屬禪宗溈仰宗，寺僧約近千人，幸絕大多數(shù)下地種田。今不悉如何。日昨陳銘樞來信，為某些地方黨員干部勒令僧尼還俗，毀改寺廟，訴冤訴苦。此非我黨政策。宗教信為麻醉人民的鴉片煙；然而列寧說過共產黨不強加摧抑。中央當曉喻黨員云。

主席隨后談及北京大學教授周炳琳和清華大學教授潘光旦兩人一些情況。據聞周之子在壁間懸掛主席像片，而周輒為撤除，人或非之。主席說此可不必；應許人有自由意志。若以尊重領袖強加于人，流于形式，有害無益。關于潘光旦的事情，現(xiàn)在記憶不清楚，從略。(附注：周原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曾任河北省教育廳長。)

臨末我因受張東蓀之托，提到張東蓀犯罪問題。張的為人聰明特出，久在學術思想界享有高名，與我相熟數(shù)十年。北京城的解放，他亦是奔走城內外之一人。1949年建國，組織中央人民政府，列居六十名委員之一。殊不料他親美、懼美(注：這時他是美國人辦的燕京大學教授)，竟受一特殊間諜的誘惑，甘心為美國務院作情報，竊以政府會議文件密授之。此特務被捕，供出其事。張內心慌亂，如醉如狂，寢食俱廢，我既恨之，又憫之，雖無意為之求情，亦愿探悉主席將如何處理。不意主席于此事竟不見惱怒，回答我說：此事彭真來向我詳細報告了。彭真要捉起他來，我說不必。這種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從此我再不要見他；他再不能和我們一起開會了。想來他會要向我作檢討的，且看他檢討的如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