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精神太監(jiān)”紀曉嵐(5)

大歷史的小切面:中國近代史的另類觀察 作者:周英杰


正是在這樣的一個極端殘酷的政治環(huán)境下,我們看到以紀曉嵐為代表的漢族最優(yōu)秀的腦袋,通過編纂《四庫全書》這項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極力對古人的著作進行全面的“閹割”;另一方面,在“閹割”古人的過程中,自己也被有意無意地實施了“精神自宮”手術。一些漢族的知識精英從此只能夠像紀曉嵐一樣,把超人的才情施之于說點笑話、弄個楹聯(lián)和挖苦同僚的范疇,斷然是不會再像其不遠的前輩黃宗羲、顧炎武等人一樣,胸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雄心壯志,潛心于獨立思考的著述事業(yè)了。

當時,由于清政府大興文字獄,大部分漢族知識分子都將精力傾注到了考證之學中,由此導致清朝的“小學”空前發(fā)達。紀曉嵐既然身處其間,當然也不能例外。在《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姑妄聽之》部分的序言中,他就坦承:“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閑。卷軸筆硯,自束發(fā)至今,無數(shù)十日相離也。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huán)繞如獺祭。三十以后,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恒徹夜構思。五十年后,領修秘籍,復折而講考證。”

這其實是一段多少有點辛酸的“自供狀”,它表明了紀曉嵐從事文化事業(yè)50年來的心理演變軌跡。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紀曉嵐在三十歲以后,也曾經(jīng)有過“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恒徹夜構思”的慷慨激昂的階段。但自從開始受命領銜編纂《四庫全書》之后,這種夢想就完全破滅了,他又重新折回到了繁瑣而細致的考證之學里面,從此不再抱“名山事業(yè)”的非分之想,而是老老實實地去做他安穩(wěn)的“觀弈道人”的生活去了。紀曉嵐的這種選擇本身明確無誤地傳達出這樣一個無情的事實:他已經(jīng)被乾隆皇帝成功地實施了“洗腦”,由一縷桀驁不馴的“游魂”,徹底變成了一名即使是在寫一部談鬼論怪的雜記時,也念念不忘“有益于勸懲”的“衛(wèi)道士”角色。

但紀曉嵐畢竟不是平常的“池中之物”,他的絕世的聰明才智和旺盛的創(chuàng)造欲望被壓抑后,必然會尋求一個新的發(fā)泄渠道,這就是心理學上所說的“移情效應”。在這一點上,紀曉嵐和魏晉時期司馬氏強權統(tǒng)治下許多被壓抑久了的先輩知識分子一樣,于日常生活中尋覓到的一個發(fā)泄渠道就是:食和性。

而且,必須強調(diào)的一點是,征諸歷史,像紀曉嵐一樣被實施了“精神閹割”的文人,通常其肉體上的欲望往往是超乎常規(guī)的發(fā)達。而與之相反的是,那些像司馬遷一樣被“閹割了肉體”的知識分子,則剛好在精神上呈現(xiàn)出旺盛的創(chuàng)造力量。這兩者其實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是相輔相成的,它們同時印證了這樣一條生物學法則:身體的某一方面被壓抑,另一方面就會出奇地發(fā)達。

我們看到的紀曉嵐正是這樣的一個精神上極端萎縮、生理上極端膨脹的生動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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