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湘軍的成功給湖南帶來了兩種相反的影響。一方面，湘軍走向全國，湘軍將領成為晚清政壇上一支重要力量，湘人名聲大振，湖南一改以往“碌碌無所輕重于天下，亦幾不知有所謂對于天下之責任”的局面。一批湘軍將領成為清政府雄踞一方的封疆大吏，甚至跨出國門，目睹西方資本主義政教制度的優(yōu)越，成為倡導洋務、介紹西學的先驅。曾國藩、左宗棠等人就是中國洋務運動的最早倡導者和實踐者；郭嵩燾、曾紀澤是政治現代化的積極倡導者。另一方面，高度的成就感和榮譽感助長了湘人的自負感與使命感，強化了湘人自覺衛(wèi)道的社會觀念。在曾國藩等人看來，湘軍的勝利就是理學對西教的勝利。曾氏兄弟在攻下天京后，大肆刊刻《船山遺書》，利用王夫之的重禮思想來強化保守的傳統(tǒng)觀念。湘軍將領還通過大修地方志，為陣亡將士建立專祠等形式，來宣揚其忠義思想。這樣，恪守封建忠義、維護傳統(tǒng)圣道的湘軍成為湖南士人心目中的道德典范，爭先效法的眾趨人格。恥言洋務，排外仇教，成為晚清湖南的一股風氣。這時的湖南，可謂是全國最為保守的省份。

這個迷夢一直做到 1894年，歲在甲午。其時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防守遼東的清軍不堪一擊，接連潰敗。危難之中，湖南巡撫（省長）吳大澂主動請纓，率湘軍三萬余人，自長沙奔赴前線。不料，不知是湘軍失去了當年的銳氣，還是今日倭寇非當年長毛可比，湘軍竟然也無法扭轉局面，亦是接連敗退。次年，清政府被迫割地賠款，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堂堂帝國，竟敗給蕞爾小國！這份刺激是何等強烈！湘中經師皮錫瑞感慨：竟敢橫行大九州。 湘籍才俊譚嗣同更是發(fā)出了悲鳴：合身蒼冥一哭休。“安知蕞爾微三島，”“世間無物抵春愁，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 ”舉國上下，莫不感創(chuàng)巨痛深，而以天下為己任的湖南人更是引以為恥，認為“甲午失敗，實在是我們湖南人害國家的，賠日本二萬萬兩銀子，也是我們湖南人害國家的”。虛驕之氣頓失，負罪之感頓生，求變自強之風蔚然興起。于是，湖南由全國最為保守的省份之一，一變而為全國變法維新的先導區(qū)。當光緒皇帝尚未頒布變法詔令之時，湖南已經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維新運動。設警察局啦，開工廠啦，創(chuàng)學會啦，好不熱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