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

決定罷市、罷課、罷工，是在閏六月二十九（8月23日）的股東會、同志會聯(lián)合緊急會議上。這次緊急會議召開的原因是：那日督署轉(zhuǎn)來李稷勛為宜昌分公司總理的電文。

1903年四川總督錫良與湖廣總督張之洞商定建筑川漢鐵路，宜昌以下由湖北擔(dān)負(fù)，宜昌以上由四川擔(dān)負(fù)。朝廷也下了旨意，允許川漢、粵漢鐵路向民間資本開放。川漢鐵路全長三千余里，預(yù)計需銀七千萬兩。

以四川當(dāng)時的社會資本狀況，要說能僅靠招股集齊三千五百萬兩的半數(shù)資金，難于蜀道。所以四川的集股辦法，與湖南一樣，分為購股、商股、租股三種，五兩一小股，五十兩為一整股。前面兩種好理解，無非是各縣知縣召集地方紳糧，連勸帶派，而且宣揚民辦鐵路是“與洋人爭路權(quán)”，用商業(yè)利益與愛國主義兩套說辭來吸引股款。“租股”則是按糧冊攤認(rèn)，于每年征糧時將股份攤?cè)胩锂€征收。各縣因此都專設(shè)了租股局，按期征收。

這樣一來，從地主到佃戶，都得為川漢鐵路賣力捐資。四川當(dāng)時人口約五千萬，有兩千來萬人擁有川漢鐵路股票，除去少數(shù)民族和極貧困人口，可以說，全川稍能溫飽者，無不是川漢鐵路股東。一旦鐵路股份出了問題，跟每一個四川人都切身攸關(guān)。

川漢鐵路從建筑計劃公布之日就爭端頻現(xiàn)。四川負(fù)擔(dān)修宜昌至成都的路段，最難修的就是三峽一帶，而三峽一帶大半屬于湖北，四川只有巫山一個縣。建筑計劃是先修宜昌至夔門段，很多人認(rèn)為用四川人的股款，卻先造福湖北人，想不過，希望先修成渝段。這個提議催生出了一個組織叫川漢鐵路改進(jìn)會，主事者是一幫留日川籍學(xué)生。雖然川漢鐵路督辦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但這些人后來都成了保路同志會的骨干。

川漢鐵路爭端，說來話長。要言之，鐵路修建因為工料、款項、人事、投資等諸般原因，遷延日久，其根子，恐怕還是“官督商辦”這個體制下，官與商的矛盾難于解決。盛宣懷主打提出的鐵路國有政策，實在也是考慮到鐵路越拖越久，材料積壓情況嚴(yán)重，資金缺口越來越大，本身已經(jīng)影響到筑路各省的社會穩(wěn)定。如1911年5月5日給事中石長信正式提出“收路”的奏折中所言：“四川、湖南現(xiàn)因興造鐵路，創(chuàng)為租股名目，每畝帶征，以充路款。聞兩省農(nóng)民，正深訾怨，偶遇荒年，迫收尤覺難堪……深恐民窮財盡，欲圖富強而轉(zhuǎn)滋貧弱?！?/p>

正是這個理由，讓清廷認(rèn)為收路有益民生，“必?zé)o阻撓之虞”，才草草下了這個決斷。

四川人也并不想年年把錢往這個無底洞里扔。不過這路已經(jīng)修了八年，錢扔得不少，總要對股東有個交代吧？股東會的決議是：要求政府將歷年用款和上海倒帳（橡皮風(fēng)潮中錢莊倒閉造成的損失），一概承認(rèn)，用六成現(xiàn)金加四成股票的形式還給股東，尚存的資金七百多萬兩也由股東會處理。

盛宣懷如何肯認(rèn)這個賬？如果承認(rèn)這些條款，四國銀行的借款連還債都未必夠，還談什么繼續(xù)修路。朝廷的政策，是將以前的股票全部換成國家股票，等路修成了再慢慢還。

這下把四川股東惹毛了，大家說：既奪路權(quán)，又不認(rèn)倒款，更提現(xiàn)金，形同搶劫。最壞的是，盛宣懷仗著他龜兒是郵傳部尚書，不準(zhǔn)各地電報局譯發(fā)關(guān)于鐵路文電，也就是說，川漢鐵路公司總部要跟各地分公司、租股局，只能恢復(fù)以前的快馬急遞，這不是束縛人民與團體的通訊自由么？諮議局的議員們拍桌大罵。

三天之內(nèi)，保路同志大會便轟轟烈烈地在成都岳府街鐵路公司的大廳內(nèi)宣布成立了。五月廿一日（6月17日）的到會人數(shù)，足足在5000人以上，人流一直排到岳府街兩頭和三倒拐口子。

“羅綸，他是一位很白晳的胖子，人并不甚高。他一登臺向滿場的人行了一禮，開口便是‘各位股東’，很洪亮的聲音，‘我們四川的父老伯叔！我們四川人的生命財產(chǎn)——讓盛宣懷給我們賣了！賣給外國人去了。’就這樣差不多一字一吐的，簡單的說了這幾句。他接著便號啕大哭起來。滿場便都號啕大哭起來了——真真是在號啕，滿場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聲音在汪汪汪汪大哭。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汪……’‘我們要反對，我們要誓死反對呀！汪汪汪……’‘反對賣國奴盛宣懷！反對賣國機關(guān)郵傳部！’連哭帶叫的聲音把滿場都轟動起來了。羅綸在壇上哭，一切的股東在壇下哭，連司里跑動著的雜役都在哭，不消說我們在旁邊參觀的人也在哭的?！保ü簟斗凑昂蟆罚?/p>

這種悲情場面每天都在上演。

聲勢雖大，但主張“?？睢钡娜诉€是多于主張“保路”的人，用諮議局副議長肖湘的話說，是“以索還用款為歸宿，以反對國有為手段”。但在向朝廷上奏、請愿將近兩月之后，政府不僅一點兒沒有松口，反而因為李稷勛之事，矛盾空前激化。

李稷勛是四川秀山人，1909年以郵傳部左丞參議的身份被派往川漢鐵路公司宜昌分公司任總理。他本來是反對鐵路國有的，但不知是受到了頂頭上司盛宣懷的壓力，還是放棄了本土立場轉(zhuǎn)而為政府利益謀，他在1911年8月上旬表示同意將川路余款轉(zhuǎn)為國有路款。如此一來立遭千夫所指，股東大會有人宣稱“盛宣懷賣路于前，李稷勛賣路于后，是害吾川之生命財產(chǎn)，皆二賊所為，吾川人必誓殺此二賊”。

然而盛宣懷決意強硬到底，聯(lián)合端方、瑞澂等人聯(lián)名上奏，派李稷勛繼續(xù)主持收歸國有后的川漢鐵路宜昌段建設(shè)。消息傳來，全川沸騰，罷市罷工，勢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