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范大國民
前年春節(jié)的回國飛機上,我的鄰座是位黑人——西非某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一路上我們聊了許多中國問題。他給了我兩個深刻印象:一是他的素質“大概不算高”,當然這不是因為他一身落魄商人的打扮,而是他不停地找空姐要酒卻不喝,最后把六七瓶酒都裝進旅行包里帶下了飛機。另一個印象是他對我說,中國發(fā)展太快了,但是中國人還沒有大國國民應有的素質。這是他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由于我已經(jīng)私下認定這位來自非洲戰(zhàn)亂國家的外交官“素質不算高”,所以連他這樣“素質不算高”的人都說中國人還不配做大國公民就給了我一些刺激。既然他給我印象不佳只是因為一件騙酒喝的小事,而不是因為他的國家正在打仗,所以我也從小事出發(fā),談談中國人怎樣培養(yǎng)大國公民的素質。
記得幾年前剛到法國留學,我住在大學城里,同樓層有不少中國學生。有天晚上,和一位法國朋友聊完了他感興趣的“中國即將復興”問題后,我下樓睡覺。大概凌晨兩點,我被一陣陣烏拉聲吵醒。在掙扎得終于睡意全無后,我敲開了那個喧鬧的房間。出乎意料的是,在這間不到十平米的宿舍里,擠著八九個中國學生。他們團坐在一臺筆記本電腦前開三級會議,當然這次會議并不涉及政治經(jīng)濟,只是關乎西洋女郎的“口技”生活。領頭的學生見我被他們的評頭品足吵醒,便十分熱情地對我說,大哥也醒了,干脆把大家都叫起來看得了。他的熱情讓我很尷尬。這棟學生公寓是各國學生混住的,我隔了八九個房間能被吵醒,相信很多人也都被吵醒了。我謝謝他的美意,然后回屋。想起臨睡前和法國朋友談的中國復興,那夜我就徹底失眠到了天亮。
在巴黎,我住在塞納河邊一幢十九世紀的老樓里。對法國庭院深深的市井文化有一些切身體會。那些飄散在生活里的細節(jié)總是讓我無比感動。
有一天我下樓去買食物,看見走廊內的玻璃門正反面都貼上了精美的信箋。上面工工整整地寫了幾行字: Chers voisons:
Aujourd’hui nous fêtons mon anniversaire.
Veuillez nous excuser de bruits occasionnés.
Merci de votre compréhension.
Donia 親愛的鄰居們:
今天我過生日,偶有噪音,請您原諒。
感謝您們的理解。
多尼婭原來我的鄰居多尼婭女士今天要過生日,請了幾個朋友來慶賀,因為害怕不小心吵著大家,便寫了兩張紙條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與寬容。后來我發(fā)現(xiàn),事實上,那天晚上她家沒有傳出一點喧鬧的聲音。這只是日常生活中平常的一幕。當晚,我坐在塞納河邊上,想得很難為情——以中國人風格情操,多半都是要“與民同樂”的。然而,這種“好心”多半都是建立在擾民的基礎之上。別說結婚時為性交做廣告的吹吹打打,即使溫文爾雅的求愛,也不免會變成高音喇叭里的“安紅,我愛你!”
法國的日常生活,留給我印象深刻的事還有很多。比如說,在進出門廳的時候,走在你前面的人會用手擋著門扉等你進,雖然你們并不相識,也可能你們相距有十米的距離。這些細節(jié),讓人覺得生活其中十分溫暖。又比如說,在電視里,當主持人出現(xiàn)口誤的時候,會在糾正字詞的同時向觀眾說一聲“Pardon”表示對不起。這是一種對觀眾表示尊重的職業(yè)素養(yǎng)。如果你只是急著糾正發(fā)音,并不代表你因為你的錯誤向觀眾表達了歉意。既然沒有這種歉意表達,口誤者就會時常想著蒙混過關。在法國,如果播音員在電視里說錯了話不向公眾道歉,只會讓人覺得他沒有教養(yǎng),而不只是職業(yè)道德的問題。在日常生活里,這種“對不起”文化是隨處可見的。甚至可以說,許多場合不經(jīng)意的歉意表達已經(jīng)成為西方懺悔文化的一部分。1793年10月16日,路易十六的王后瑪麗·安特瓦納特被判處死刑。走上斷頭臺時瑪麗王后不小心踩到了劊子手的腳,她因此留下了一生中最后也是最讓所有法國人至今都臉紅心疼的一句話:“Monsieur, je vous demande pardon. Je ne l’ai pas fait exprès.”(先生,我請求您的原諒,我不是有意的。)
幾年前,《泰坦尼克號》在中國電影院里掀起了眼淚風暴。最讓我感動的鏡頭,不是愛情,而是生死,是人們怎樣有序地上救生艇,是竟然沒有一人喊出“讓領導同志先走”的口號。在巨輪即將沉沒之時,許多人表現(xiàn)出的英雄氣概,既是人道主義的,也是出于對秩序的尊重。所以最早知道要沉船、最有條件逃生的船長愿與船同沉;牧師也不忙著逃生,而是為人們朗誦《圣經(jīng)》;讓人感動的還有樂隊,在死神逼近的時候,以琴聲溫暖人心……同樣是電影,在沒有秩序的年代,我們看到的只是《滾滾紅塵》里被擁擠的人群沖散的一雙癡男怨女。如果說此時人們不講秩序是因為戰(zhàn)亂,現(xiàn)在中國人日常生活里不講秩序該拿什么當替罪羊?
鴉片戰(zhàn)爭以降,中國人做夢都想自己國家變得強大。李叔同二十六歲時曾寫《祖國歌》述懷:“上下五千年,一脈延,文明莫與肩??v橫數(shù)萬里,膏腴地,獨享天然利。國是世界最古國,民是亞洲大國民。烏呼大國民,烏呼,唯我大國民!幸生珍世界,琳瑯十倍增聲價。我將騎獅越昆侖,駕鶴飛渡太平洋,誰與我仗劍揮刀?烏呼大國民,誰與我鼓吹慶生平!”字里行間,甚至還有些刀光之氣。近年來,伴隨著中國國力上升,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自問如何勝任做大國公民,這是中國人集體理性上升的一個標志。然而,大家所談多是“不讓狂熱的民族主義引火燒身”式的警告。筆者以為,除了民族、國家這些大詞之外,塑造大國公民,應該從情結走向細節(jié)。政治文明之外,更有生活文明。所謂生活文明,可以理解為一種對人尊重、對秩序尊重的文化,它是一切政治文明的搖籃。沒有人本主義與秩序文明的根基,幸福會像天上的星星一樣美麗浪漫卻不在我們身邊,而自由隨時會搖身一變,成為一根驅趕他者生活安寧的皮鞭。
200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