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述證據(jù)

另一份警惕則涉及引述的使用。就歷史來說，我們努力獲取的乃是“真正發(fā)生了什么事”。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盡管不是所有的情況下，我們關于發(fā)生了什么事的證據(jù)是曾有人說發(fā)生了某事。哪怕是像財政報表上一欄欄的數(shù)字，或是法庭聽訟案件清單、海關執(zhí)據(jù)登錄表這類枯燥資料，人們也相信或假定相信它曾如是發(fā)生過。因此，即便是最原始的資料，也已經以某種可理解的方式編排了事件。它們述說著事情的進展，并賦予其意義。若用文學術語形容，它們“預鑄（prefigured）”了事件。倘若要求一份無偏見而客觀的記述，或許我們該去尋找寓言中擅長觀察的火星人（Martian），他們可以看到一切的事物，卻不能理解。（那么他又如何能加以描繪呢？）

我們試舉一具體的案例。為使內容真實而生動，歷史學家經常引述部分證據(jù)，如：“約翰·羅利（John Rawley）和他的隨從……下令（commaundyd）……砍倒（strieke downe）所有帆桅，否則他們（thei）將鑿沉本船（shipp）……本船已經非常（verie）老舊，不久也會面臨被強行鑿沉的命運。然而船員在懼怕之下，還是砍倒了所有帆桅?！贝硕斡浭鍪俏譅柼亍だ桌羰康奶眯謱?549年攻擊一艘西班牙船只的部分描述，見Stanford（1962），p.24.文中保留原有拼寫，才能予人以16世紀口吻的感覺?？磥?，據(jù)此資料我們或能得到“真正發(fā)生的事情”，然而其中的真實性仍屬幻想。引文乃出于西班牙人的檢察官提交高等海事法庭的證據(jù)，證據(jù)本身可能源自西班牙人與檢察官之間的翻譯人，再經由書記官謄寫（部分使用拉丁語）而成。同時那位受委屈的西班牙船長所提供的，似乎也不像一份相關事件的完整且公正的報告。就算他和他的言辭經由數(shù)位中間人給我們留下了很好的描述，這份記錄還是以人類行動的語匯預鑄了事件和環(huán)境。我們可以說，活動業(yè)已因詮釋化為行動。這就是我們看待生活之道，而虛擬的敘事也能運用完全相同的文字，更能彰顯這個說法。歷史學家引述原文，文學上而言十分正當，可為故事潤色，然在認識論上而言，卻又令人生疑，它們能予以真相的保證，并不像其外貌所及。它所告知的，不過是人們所說所思之事，而非真正發(fā)生之事。

然而，或許有人認為筆者對當事人陳述版本的內容過于悲觀。筆者將以卡萊爾為自己所編的《克倫威爾書信演說集》曾說過的話來結束這一節(jié)。他說：“這些言辭，都是這個人認為最適于表述發(fā)生在他周遭以及自身的事物本貌的言辭，我們據(jù)此能追尋這段歷史。新生事物和事件（the newborn Things and Events），它們從流逝時光的旋風中涌向克倫威爾--這是他認為對其適當?shù)拿投x?！盋arlyle（1893），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