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剛剛拘捕了“四人幫”這千頭萬緒的時刻，葉劍英一邊和華國鋒安排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一邊征得華國鋒的同意，急急派出兩位可靠的重要干部執(zhí)行特殊的任務──馬上控制中國的新聞傳媒。

那時，中國的新聞傳媒緊緊地控制在姚文元的手中。在策劃粉碎“四人幫”的時候，華國鋒和葉劍英就已經考慮到這一著棋──派誰從姚文元手中奪取輿論工具。

葉劍英向華國鋒推薦了耿飚、遲浩田、秦基偉。

1984年6月，耿飚曾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同志談及1976年10月5日華國鋒約見他的情形：

抓“四人幫”的時候，要我出來，是葉帥推薦的，華國鋒也贊成。我和華并不熟悉，當時葉帥和華都在懷仁堂辦公，那是頭一天的下午兩點鐘，華國鋒把我找去（他那時住在現在西哈努克住的地方）。我到那里后就談起來了，提到“四人幫”的事情，當時我已經估計到了，我已知道了一點情況，知道他們要把“四人幫”弄掉。我就說：“你分配給我什么任務，我都干?！比A國鋒笑了笑說：“看，我還沒有跟你說哩，還沒有給你分配任務么，你知道我要你干什么？”我說：“我已經有所察覺了，我知道要發(fā)生什么事情?！比A國鋒說：“那好吧，你既然猜到了我就不講了，這幾天你在家里不要離開，經常和我保持電話聯系，有事我會給你打電話，我就直接打到你家里。我的秘書或別人給你打電話，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親自打電話，你聽出是我的聲音，你才講話。我的聲音你能聽出來嗎？”結果，第二天下午（引者注：應為晚上），華就打電話來了，要我馬上到懷仁堂去……

10月6日晚，在抓了“四人幫”之后，華國鋒便給耿飚打了電話，命令他火速趕往中南海懷仁堂。

毛澤東說過這樣一段名言：

要推翻一個政權，必須先抓上層建筑，先抓意識形態(tài)，做好輿論準備，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顯然，葉劍英和華國鋒也深知這一點。所以，他們剛剛抓了“四人幫”，首先想到的是“抓意識形態(tài)，做好輿論準備”。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以其快捷的傳播速度，在電視還很不普遍的年月，顯得非常重要?！度嗣袢請蟆穭t是中共中央機關報，是中國輿論界的“帶頭羊”，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在當時，不論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還是《人民日報》，都在“輿論總管”姚文元的嚴密管轄之下。在這些重要的新聞傳媒，姚文元都安插了自己的羽翼。盡管姚文元已經被捕，但是，拘捕“四人幫”的消息一旦被姚文元的那些羽翼獲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廣播，只消幾分鐘，全中國、全世界都知道了。

須知，當時僅僅拘捕了“四人幫”以及毛遠新，“四人幫”還有眾多的幫派骨干在各地，還在各個部門。尤其是上海，是“四人幫”的基地，那里的“四人幫”幫派骨干，正在摩拳擦掌、調兵遣將，要求“江青同志擔任中國共產黨主席”……

葉劍英最初的打算是嚴密封鎖拘捕“四人幫”的消息，先保密兩個月，不讓外界知道。先保密兩個月，顯然是為了爭取時間，逐步解決各地、各部門的“四人幫”的幫派骨干。

葉劍英說，這是按照“林彪跑時的辦法辦”。所謂“林彪跑時”是指1971年9月13日林彪突然逃跑，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毛澤東當時封鎖了消息，實行嚴格保密。葉劍英這時打算采用毛澤東當年的辦法。

葉劍英選擇了他最信得過的將軍去完成這兩項重大使命──奪取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人民日報》的領導權。

耿飚這人，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關于平津戰(zhàn)役的作戰(zhàn)方針》一文中，毛澤東這么提到他：

我華北楊羅耿兵團以九個師包圍三十五軍三個師，是絕對優(yōu)勢。

毛澤東所說的“楊羅耿兵團”，也就是楊得志、羅瑞卿、耿飚所領導的兵團。這個兵團是1947年7月在晉察冀新組建的野戰(zhàn)軍，司令員為楊得志，政治委員是羅瑞卿，而耿飚為參謀長。

楊得志曾這樣談及他的“老搭檔”耿飚：

我和耿飚同志相識多年了，我倆都是湖南醴陵人。長征到達哈達鋪，紅一團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一大隊，我任大隊長，他任參謀長。從此以后，在晉察冀野戰(zhàn)軍、在華北野戰(zhàn)軍二兵團、十九兵團，參加平津戰(zhàn)役、打太原、攻蘭州，進軍大西北到寧夏，直到抗美援朝出國作戰(zhàn)前期，我們一直在同一個單位，而且一直是我任司令員，他任參謀長。耿飚同志是一位出色的參謀長。他那過人的記憶力和大戰(zhàn)之中清醒的頭腦，是許多老同志所稱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