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邦國文明的出現(xiàn)

人類社會由平等走向不平等的復雜化過程，也就是文明和國家起源的過程。中國史前社會，在經(jīng)歷了社會關系初步不平等的中心聚落階段之后，到距今5000—4000年，迎來了早期文明。由于這一階段分布在黃河流域的史前文化屬于龍山文化，因而這個時期也被稱為龍山時代。龍山時代，由墓葬所反映的階級和階層分化愈加顯著，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內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區(qū)等地都出現(xiàn)了城邑與國家的初始形態(tài)——邦國，這些都屬于中國早期文明與國家形成過程中的突出現(xiàn)象。

用壕溝圍起來的村落，考古學上稱為環(huán)壕聚落。從環(huán)壕聚落發(fā)展出用城墻圍起來的城邑，城邑的建造不僅在防御上是巨大進步，更主要的是體現(xiàn)出社會管理機制和組織調配人力物力資源能力的提高。中國的史前城邑出現(xiàn)得很早，如南方距今6000年的大溪文化湖南澧縣城頭山遺址，北方河南鄭州西山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址。然而，這些城邑還都不屬于早期文明時代的國家都城。作為國家都城，城內應該有宮殿宗廟等高等級、高規(guī)格的建筑物，還應當伴有階級和階層的分化，以及手工業(yè)的專業(yè)化分工等，這些只有到距今5000—4000年的龍山時代，才在階級和階層分化的背景下出現(xiàn)。龍山時代的城邑不但具有防御功能，也是強制性權力機構存在的標志。這種凌駕于全社會之上的強制性權力的設立，正是早期國家形成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尚書》等秦漢以前的典籍，把早期國家稱為邦國。在邦國中，每邦一般都有自己的都城，因而這樣的文明也被稱為邦國都邑文明。在眾多龍山時代的城邑中，陶寺遺址對于我們了解當時邦國都邑文明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陶寺遺址在今天的山西襄汾縣陶寺村南。根據(jù)古史傳說，包括陶寺在內的臨汾盆地是帝堯陶唐氏的居地。陶寺遺址的年代大約為距今4300—4000年，其中作為都邑而存在的時間約為距今4300—4100年，這一年代范圍在夏代之前，屬于堯舜時期。所以，陶寺遺址很有可能是帝堯陶唐氏的都城。[1]

陶寺城址的規(guī)模比較大。在陶寺城內，發(fā)現(xiàn)有宮殿建筑，有貴族居住區(qū)，有倉儲區(qū)，還有用作觀象授時的大型天文建筑。在陶寺遺址出土的各種遺物中，很多陶器都施以各種彩繪，其中彩繪的龍紋陶盤可能是一種禮器。在彩繪陶器上還發(fā)現(xiàn)朱書的兩個文字，其中一個可釋為“文”，另一個或釋為“昜”，或釋為“堯”（堯）。陶寺發(fā)現(xiàn)的這兩個文字的字形和結構，比大汶口文化中的圖像文字又進了一步，應是中國最早的文字之一。在陶寺的大型墓中出土有用鱷魚皮蒙作鼓面的鼉（tuó）鼓，一同出土的還有大型石磬。鼉鼓和石磬都是重要禮器，其墓主人有可能是握有祭祀和軍事大權的邦君之類人物。在陶寺遺址還發(fā)現(xiàn)了一件紅銅鑄造的銅鈴和紅銅環(huán)，證明當時已出現(xiàn)了金屬冶鑄業(yè)。此外，陶寺遺址還出土了許多玉、石制的禮器，如琮、璧、鉞、瑗、環(huán)等。通過陶寺遺址所出土的各種不同質地、不同種類的禮器，可以推想當時已形成了禮制，“器以載禮”，貴族身份和尊卑等級都可在禮器的使用中得到體現(xiàn)。

[1]關于陶寺遺址的族屬，有人認為是帝堯陶唐氏的遺存，有人認為是堯和舜的遺存，也有人認為是夏禹的遺存。本書依據(jù)最新的考古學發(fā)現(xiàn)和碳十四測年結果，采納陶寺遺址是帝堯陶唐氏的都邑這一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