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另一位英雄是王陽明(1472-1529)。他是明朝偉大的思想家、儒學家、官員和將軍。如同其同時代的歐洲哲學家馬丁?路德(1483–1546)一樣，王明陽建立了自己的哲學體系——“心學”。這一思想體系通過革命性地重新詮釋儒家經典著作，將人民大眾從12世紀哲學家朱熹所提倡的傳統(tǒng)儒家思想的苛刻行為準則中解放了出來。他最為著名的教導是“知行合一”，這一學說認為“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他的哲學思想對東亞社會的影響長達數(shù)個世紀。王陽明還是一位杰出的官員和極具天賦的軍事指揮官。由于他追求公正，倡導革命性的儒家教義，王陽明數(shù)次被朝廷謫貶流放。但他個人所受的磨難從未泯滅他內心的責任感。盡管他官場不順，又缺乏軍事支持，但是卻平定了“寧王之亂”和數(shù)次農民起義，為人民帶來了和平。他還在我的祖先250年前移居臺灣之前所居住的地區(qū)發(fā)展當?shù)亟逃?/p>

我一直認為，一個人應該像李冰一樣，為自己所生活的那片熱土做一些促進繁榮、惠及千秋萬代之事；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像王陽明一樣，擁有獨立思考和知行合一的能力，并且即使在逆境之中也要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奮斗。這些努力為人生目標賦予了良好的含義。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對于我在世界銀行的工作很有幫助，因為世界銀行作為一個知識銀行，其宗旨就是“建立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雖然生活顯然不只有物質，但解決最基本的人類需求，給予每個人以經濟上的機會是擺脫悲觀主義和虛無主義的絕好方式。為人們創(chuàng)造條件，使他們能充分發(fā)揮自己的天賦，同時根據(jù)環(huán)境現(xiàn)實調整心智模式，正是李冰和王陽明曾經所做的。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幫助他們的同胞改善生存狀況——并以此為他們自己的人生賦予意義。

我一直很幸運，能在中國海峽兩岸和美國的頂級大學接受良好的教育。更加幸運的是，我有機會目睹我的出生地中國臺灣，伴隨著我的成長，從一個貧窮的農業(yè)社會轉變?yōu)橐粋€富強的工業(yè)社會；我也有幸參與了中國大陸從貧窮的中央計劃經濟轉變?yōu)槌錆M活力的市場經濟的偉大改革。作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多次到訪貧困偏遠村莊的經歷，總是讓我回憶起1980年我第一次從廣東省的省會廣州出發(fā)去往四個新設立的經濟特區(qū)之一的深圳的經歷。這段旅程總共花了10個小時，我乘車在泥濘的道路中行駛了300公里，并數(shù)次換船渡過了多條河流才到達深圳。那時的深圳是中國香港特區(qū)邊境旁的一個小漁村。而現(xiàn)在的深圳已發(fā)展為中國收入最高的現(xiàn)代化城市之一，擁有一千五百萬居民。今天，從廣州到深圳乘車走高速公路只需要兩個小時，而乘坐高鐵僅需要一個小時?，F(xiàn)在，當我在世界銀行的職位上到各地考察時，會遇見一些年輕天真的學生，我不禁想象他們是否也會和我一樣幸運。從我曾經閱讀過的文獻來看，大多數(shù)經濟學家認為：在20世紀60年代，非洲國家比東亞國家具有更好的經濟發(fā)展的條件和機會。我想知道：在未來的幾十年里，非洲、南亞以及其他地區(qū)的貧窮國家的命運是否也將改變？

回首具有顯著的經濟、軍事甚至精神意義的都江堰，李冰的偉大成就是很難被忽視的。尤其是從英國出生的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曾經的計算中得知：在18世紀之前，西方世界花了約1400年才使其人均收入翻了一番（Maddison，2001）。而且以今天的生活標準來衡量，在18世紀初，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是貧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