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弗格森，論雌雄同體①

有很好的證據(jù)表明，人類的嬰兒是雙性的，只是通過模仿和認同承認的模式才習得一種具體的男性或女性身份的。這一證據(jù)來自于所有人都同時具有男性和女性荷爾蒙（分別為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這一發(fā)現(xiàn)，同時也來自于首先為弗洛伊德詳細闡述的概念。弗洛伊德認為，只是到孩子的性發(fā)展的第三階段，才有了異性身份。性別身份，是通過克服俄狄浦斯情節(jié)才獲得的，在這一階段，孩子放棄了對母親的主要依戀，要么學著認同父親，要么愛上父親。不過，舒拉米斯·費爾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認為這一過程并非如弗洛伊德所說的那樣是不可避免的。相反，這一過程是由于家長制核心家庭的權力動力學。請注意，根據(jù)這一分析，如果勞動的性別區(qū)分被摧毀，那么，訓練男孩和女孩使其獲得異性性別身份的機制也會因此而被摧毀。如果父親和母親在撫育孩子上具有平等的教養(yǎng)角色，如果父親和母親在家庭之外具有平等的社會、經(jīng)濟和政治權力，男孩就沒有理由為了獲得與男性角色聯(lián)系在一起的權力而拒斥他的情緒維度。女性也不會為了通過操控男性間接獲得權力而不得不擔負女性角色，拒斥她那自主、獨立的一面。因此，作為一種性別身份，雙性是準則而不是例外。

超越“個人主義”

正如我們可以在上述例子中看到的那樣，個人主義論證常常呈現(xiàn)為一種相互沖突的形式（比如存在主義者和里斯曼），這讓許多哲學家無法接受。為什么要有一個沖突呢？比如，康德盡管是個人自主的擁護者，但他堅持認為，唯一值得辯護的個性是個人擔負普遍道德的能力。我們在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也能發(fā)現(xiàn)同樣的論點。在更近的時代中，這一論點有了大量的追隨者，這些思想家從過度個人化的思考（里斯曼所指的“唯我論”）中看到了災難性的后果。比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十九世紀早期國際大動蕩期間寫作時就做了如下論證：

G·W·F·黑格爾，論“精神”與個人①

在一個精神生活的普遍本性日益得到強調(diào)和大大加強的時代，純粹個人的方面理所當然相應地變得無關緊要，而且，普遍的方面還在堅持著并要求占有它的整個范圍和既成財富，因而心靈的全部事業(yè)中屬于個人活動范圍的那一部分，只能是微不足道的。因為這種情況，個人就必須如科學的性質(zhì)所表明和要求的那樣，更加忘我。此外，他還必須成為他能夠成為的人，做他能夠做的事。但是，正如他對自己不作奢望，為自己不多要求一樣，人們對于他也必須力避要求過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