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是這樣開始：

“我是檢察官，我代表州政府。我來，是要向你們呈上一樁罪行的證據(jù)。你們要共同掂量這些證據(jù)，你們要慎重商議。你們要決定，這些證據(jù)能否證明被告有罪。”

“這個人——”這時候，我會伸出手，指著被告。

拉斯迪，你必須把被告指出來，約翰·懷特曾經(jīng)這樣對我說過。那是我剛到檢察院上班的第一天，法警幫我錄入了指紋，大法官領著我宣了誓，約翰·懷特帶我去觀摩了我生平第一次參加的陪審團審判。那次，是奈德·哈爾西代表州政府進行開庭陳述，當他抬起手，指著坐在法庭對面的被告時，約翰·懷特在我耳邊，悄悄地給我上了第一堂課。約翰說話的樣子很有長輩的威嚴，不過，卻在十點的清晨帶著一股潮濕的酒氣。那時，他還只是副檢察長，是個滿頭銀發(fā)、精神矍鑠的愛爾蘭人。但那已經(jīng)是差不多十二年前了，當時的我壓根兒就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坐到他的位置。約翰·懷特輕聲對我說道，如果你沒有勇氣指著被告，那你就別指望陪審團會有勇氣定他的罪。

所以，我要指著被告。我伸出手，指著法庭的對面。我筆直地伸出一根手指，我盯著被告的眼睛。

我說：“我們對他提起控訴?！?/p>

被告會把頭扭開，或者眨眨眼，或者沒有任何反應。

一開始，我經(jīng)常會開小差，想象坐在被告席上是怎樣的感覺。他是眾人關注的焦點，在所有來聽審的人面前承受著律師猛烈的攻擊和譴責，但他心里卻明白，自己在正常生活中最普通的權利——例如，社會的信賴、尊重，甚至自由，都已經(jīng)像寄存在法庭入口衣帽間的外套，也許永遠都找不回來了。我能感覺到那種恐慌，那種灼燒般的沮喪，還有那種揮之不去的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