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如何“看莫言”？

2012年10月9日，也就是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前兩天，關于他可能獲獎的消息已經炒得很熱，我在接受一家報紙采訪的時候，曾回答他們說，“假如不考慮意識形態(tài)的因素，而真正考慮文學的因素”，假如評委們“在堅持人文主義普世價值標準的同時，也對我們的民族文化有一定理解的話，那么我認為此獎最應該授予的就是莫言” 。果然，兩天后消息公布，莫言終于如愿折桂，一時間國人欣喜若狂。

中國人自然有理由高興，因為按照某些邏輯，甚至按照某些常理，中國作家要得這個獎是不會順利的，然而在莫言這里卻是出乎意外地順，在他57歲的時候，讓他拿到了這個讓全世界的作家夢寐以求、讓全世界的讀者翹首矚目的獎，確實不易。而為了這個獎等到耄耋之年、甚至終生錯過的作家在全世界絕非個例，更何況，在中國作家頭上，還罩著另外的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這些年，我們所聽到的對中國文學與中國作家的批評聲音實在是太多了。這些批評有的當然是對的，但有的則是想當然的求全責備。因為在某些人那里，他們對于作家和文本的批評從來都不是出于悉心和認真的閱讀，而是出于想當然的厭惡——在他們看來，中國什么都壞，文化是粗鄙的，道德是低下的，文學是浮躁的，作家是缺少教養(yǎng)的……自然創(chuàng)作就好不到哪里。不止國內的某些批評家，國外的學者也來湊熱鬧，如德國的漢學教授顧彬，即在很多場合說到“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莫言余華的小說在德國是通俗文學”云云。可謂里應外合，鳴奏出一個互相呼應、很有陣勢的合聲。

這些批評當然也是有道理的，沒有哪個國家和哪個時代的文學是沒有問題的，特別是在近代以來，文學變成了同商業(yè)和政治密切合謀的東西之后，文學的泡沫化與市場化變成了常態(tài)，這自然是人們詬病它的一個基本原因。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也應該看到，低劣的東西從來也沒有真正妨礙和淹沒一個時代最珍貴的東西，人們仍然能夠從大量的泡沫中找到黃金，從形象與故事中找到人文主義的精神和靈魂。莫言的小說就是這樣的作品——盡管從風格上他并非適合所有人。曾和許多文學圈內的朋友討論，為什么是莫言得獎而不是別人？確乎他有幸運之處，因為中國作家中還有不少優(yōu)秀者，有較大國際影響的也不止是莫言一人，但最終獲此殊榮的卻是他。自然大家見仁見智，但有一點是公認的，那就是——他的東西是“原始”的，比一切講究人工和智慧的創(chuàng)作更有“原始的靈性”和“原始的情境”，更有民間的、粗蠻的、生機勃勃和莽莽蒼蒼的的氣質，而這些最終超越了人工，也超越了思想層面的東西。形象永遠大于思想，這是文學中的定律，形象的東西、原始的形象的東西所生發(fā)出的詩意、可闡釋出的思想，永遠大于概念和思考本身。莫言正是沾了這個光，占了這個便宜。

所謂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民間故事”“歷史”“當代經驗”等，這些授獎詞中的關鍵詞，都是從這種原始性中生發(fā)和解釋出來的。

當然，莫言的優(yōu)點和好處決不僅僅是這一點，他是有思想的，而且還一直在以自己的創(chuàng)作追趕中國現(xiàn)代最優(yōu)秀的作家們的思想，比如魯迅的思想。事實上，中國當代所有最優(yōu)秀的作家，或多或少地在追比魯迅的思想，如他對國民性的針砭，對人性弱點的洞悉，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批判，而且在尖銳和深入的程度上他們還有所前進，在這方面，莫言可謂是范例。他的《檀香刑》不就是對魯迅小說中“圍觀主題”“嗜血主題”的深化么？甚至，在對中國文化的內部結構的分析方面，他比魯迅的看法有了更精細和傳神的表達——比如關于孫丙的描寫，在封閉自足的文化狀態(tài)下，他原本是一個正面的符號，一個美男子，一個貓戲名角，長著一副美髯，唱得一口好戲，他分明就是古老的東方式“田園牧歌”的標志性符號。但是，當外來的文明以鋼鐵的、強勢的、侵犯性的方式出現(xiàn)，且在中國人的生存和中國文化內部引發(fā)了巨大危機的時候，他就變“丑”了，變成了謊稱“岳大將軍神靈附體”的裝神弄鬼者。他注定會反抗，但結局自然也就只有兩個——要么變成洋槍洋炮之下的犧牲品，要么變成失敗的內部統(tǒng)治者的替罪羊和替死鬼。這就是中國文化內部的裂變，孫丙的死和阿Q的死是如出一轍的，但與魯迅相比，莫言卻將這一出戲演到了極致。莫言的好處當然不止這一點，他的優(yōu)點還有很多，比如他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看法就不止是采取了魯迅的視角，而且還獲得了一個“反進化論”的視野，比如他對于更早先的中國文化的理解就不止是“吃人”，而是有充沛的生命力、有“結構性活力”的一種文化。在《紅高粱家族》中，他所展現(xiàn)的“爺爺奶奶”的生活就是如此。他們出入于紅高粱大地，“既殺人放火，又精忠報國”的性格，便是在被主流與正統(tǒng)文化規(guī)訓之前的狀態(tài)，而這種對歷史的想象，其實就是對于“將來好過現(xiàn)在，現(xiàn)在好于過去”的簡單進化論的歷史觀的一種反動。這是他更“現(xiàn)代”的地方。從“爺爺奶奶”，到“父親母親”，再到“我”，歷史不是呈現(xiàn)了我們習以為常的“進步”，而是一種可怕的倒退，一種生命的衰變和文化的頹圮。這一點，雖然不能說是莫言的獨創(chuàng)，卻是他比中國當代的革命作家們所描寫的“進步論神話”的一個反撥與補正，同時也是對于那些優(yōu)秀作家所表現(xiàn)出的反思精神的一個深化與承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