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本清張只有小學文憑的最基礎學歷，而且家中貧困，小倉時代也不曾干過什么收入豐厚、地位穩(wěn)定的工作。1929年他20歲時，還曾被小倉警察逮捕，用竹刀痛打拷問，1933年，“特高”監(jiān)視中的松本清張又被刻意征召進行軍事訓練，大大影響了他在《朝日新聞》的工作。這些經(jīng)歷，注定使得松本清張看到、感受到日本社會很不一樣的一面，也讓松本清張一輩子對于國家體制充滿不信任的敵意。

1950年代后期，松本清張雄踞日本暢銷作家冠軍寶座二十多年，不過“書暢銷”卻不見得等于“受歡迎”，松本清張從來不是日本“最受歡迎”的作家。

他沒有得到“文化勛章”，他也沒有得到“國民榮譽獎”。不管是日本政府或民間，在考慮重點選擇外翼日本戰(zhàn)后作家作品時，幾乎都主動跳過松本清張。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安部工房，乃至后來的村上春樹都有大量英譯作品，相對的，最多日本人閱讀的松本清張，卻一直走不出日本。

這中間牽涉的不止是通俗文學與純文學的隔閡而已。更重要的，日本人普遍不愿外人透過松本清張的筆來看日本、了解日本。

如果要選一部作品代表松本清張的整體風格，我一定選《日本的黑霧》。這么說吧，松本清張寫作的出發(fā)原點，就是認定日本上空籠罩著種種黑霧，他的責任，就是努力撥開黑霧，逼日本人看到、看清自己真正丑惡的一面。

日本人多么重視“面子”，又多么會裝點表面的秩序與美，即使遭遇二次大戰(zhàn)戰(zhàn)敗那樣的大挫折，幸存的日本人都不想也不敢認真檢討，看看自己的國家到底出了什么問題。

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戰(zhàn)后干冒大不韙直言檢討“天皇制”，檢討日本政治文化中的戰(zhàn)爭責任，是難得的“良心之鐘”。從一個角度看，松本清張和丸山真男其實扮演的是同樣的角色，松本清張的“良心之鐘”不是要喚醒日本人，而是要叫日本人承認自己本來就是清醒的，不能再假裝沒看見、沒聽見，不能再假裝對于周遭發(fā)生的事沒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