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曼在《18世紀的沙龍》中寫道：“在18世紀，在喬弗林夫人（Madame Geoffrin）、拉絲皮納夫人（Mlle de Lespinasse） 和奈克爾夫人（Madame Necker）等人的引導之下，沙龍從一個貴族的，閑適的機構變成了一個啟蒙運動的機構。”¹² 她說：“喬弗林夫人，對于其他沙龍的女主人既是一位導師，又是一位榜樣，她做出了兩方面的革新將啟蒙的沙龍同以前的沙龍以及那時的許多社交界及文人的聚會區(qū)分開來。她創(chuàng)建了啟蒙沙龍，首先她安排了一點鐘餐會而不是傳統(tǒng)的深夜餐會，這樣就將整個午后都可以作為談話的時間。其次，她為這些餐會作了安排，一周中有特別的一天專門為此而設。在喬弗林夫人開創(chuàng)了周間的餐會之后，巴黎的沙龍呈現(xiàn)出一種形式，使其成為了啟蒙文人們社交的基礎：一位女主人在其家中提供的一種有規(guī)律的組織好的聚會形式，它可成為精神活動的平臺和地點?！?sup>13 喬弗林夫人的餐會一周兩次，周一是專門為藝術家舉辦的，周三是專門為文人舉辦的。古德曼認為啟蒙沙龍是工作場所，和其他18世紀的社交聚會不同，因為啟蒙運動不是一場游戲，沙龍女主人也不僅僅是有閑的女人在打發(fā)時間。相反，啟蒙沙龍的女主人就是那些要以自己的職業(yè)與那個時代普遍的委靡作斗爭。¹⁴ 在貴族婦女的沙龍里，藝術家和文人更是肆無忌憚攻擊以往宮廷和貴族的品味與時尚，以教化貴族按照他們的標準形成新的品味與時尚為己任。那些擔當貴族年輕女子家庭教師的資產(chǎn)階級的文人雅士更是從這些貴族婦女年輕的時候就將資產(chǎn)階級的思想觀念以及他們自己的品味愛好灌輸給她們。啟蒙主義的思想家們就在貴族夫人的沙龍宣揚他們革命的觀念，然而那些貴婦人們卻只當是時尚的言論聽來取樂，甚至照著去做，不想正是這些人的思想和言論葬送了她們的命運。狄德羅于德畢內(nèi)夫人（Madame d’Epinay），布封（Buffon）于內(nèi)克夫人（Madame Necker），伏爾泰（Voltaire）于夏特雷夫人（Madame de Chatelet）及之后的杜德芳侯爵夫人（Marquise du Deffand）的沙龍就是典型的例子。

沙龍不僅因為對那些有才華的資產(chǎn)階級文人、藝術家的開放而促進了品味的改變，而且沙龍里女性所具有的主導作用也特別使品味的問題逐漸脫離宮廷的影響，成為一個可以獨立討論的話題。于是有論者認為，“沙龍又在民主的進程中起過重大的作用，那就是為婦女保留了在貴族社會里受重視的地位。法國文化的許多禮儀應歸功于貴族社會。沙龍通過資產(chǎn)階級模仿貴族社會的方式，有利于共同文化的形成。小資產(chǎn)階級的婦女，曾希望自己也像那些高貴的太太那樣，能過著討論政治、藝術和文學的生活”¹⁵。布迪厄在集中討論19世紀到20世紀法國資產(chǎn)階級展示出來的消費模式時指出，品味是在那些不再認出身決定社會地位的眾人中培養(yǎng)差異的方式，正如在帝政時期的法國已經(jīng)出現(xiàn)過的一樣。按照這一模式，一個人通過對于商品、服務，尤其是藝術的精心的消費所展示出的品味，是法國大多數(shù)隨處可見的資產(chǎn)階級高級文化地位的外在特征。布迪厄解釋說，對于這種文化區(qū)隔的需要不僅形成了品味，而且也決定了商品和藝術的生產(chǎn)。在這樣的空間中形成的品味會具體體現(xiàn)在藝術和日常生活的各種美化的形式即時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