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藥家鑫案，再后來的事情變得近乎滑稽。2002年2月8日，原先口口聲聲不要藥家“帶血的錢，侮辱農(nóng)民的錢”的張妙家人與張顯開始向藥家討要放棄的20萬元錢，而藥家因時過境遷而拒絕再付，為此雙方代理人大打出手，直到再次對簿公堂。

此時，一年前要求正義的人們都散了。這一切，就像法國群體心理學家勒龐在《革命心理學》中談到的，“集體情感曲線一開始時是比較緩慢地上升，然后便是急速攀升，接下來則幾乎是直線下降”。

這是一場全輸?shù)挠螒?。張家沒有得到本該屬于他們的賠償，心有不甘。曾經(jīng)“向全體網(wǎng)民謝罪”的藥家永遠失去了兒子，余生盡是傷痛。媒體陷入是否有媒介審判的道義之爭。法院一次次被懷疑是否堅持了程序正義。而我也陷入一種難以名狀的自責。我自責當時沒有盡力表達自己的主張，抨擊不擇手段的人；我自責在無休無止的謾罵中我終于拂袖而去；我自責在弘揚理性與呵護良心之間我進退失據(jù)。然而我也知道，在整個討論過程中自己是多么的無足輕重。至于這個被仇恨浸泡得千瘡百孔的社會，只是多看了一幕“正義的戲劇”。在戲劇終于落幕之時，這個社會更安全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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