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天真與否，20世紀60年代，正是這種籠統(tǒng)的歸類，斷然地、不可改變地認為在多樣化的各種癌癥之下，潛在的共性信念激勵了拉斯克派。腫瘤學追求統(tǒng)一性的真理，那種1962年法伯所倡導的“普世性治療”。如果20世紀60年代的腫瘤學家在想象一種能治療所有形式的癌癥的通用療法，那是因為在他們的想象中，就有一種疾病統(tǒng)稱為“癌癥”。這種信念是這樣的：只要治好其中一種，就會不可避免地走向下一種癌癥的治愈，依次類推，像一個鏈式反應，直到整個邪惡大廈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傾倒。

那種一把大錘最終徹底擊毀一種大病的設想，給內科醫(yī)生、科學家和癌癥游說者重新注入了活力和能量。對于拉斯克派人士來說，這是整合的原則、信念的秉承，一座吸引他們所有人唯一的燈塔。的確，拉斯克在華盛頓尋找到的癌癥政治整合（由一位醫(yī)生或科學家?guī)ьI的單一機構和單一的資金來源）依靠的是一種更深的理念，一種醫(yī)學上的團結一致；認為癌癥是單一的疾病、一塊巨石、一種單一而集中的故事。如果沒有這種宏大、包羅萬象的故事，瑪麗·拉斯克和西德尼·法伯無法想象這樣一場系統(tǒng)性的、有目的的戰(zhàn)爭。那天晚上把本·爾曼送到診所的疾病——霍奇金淋巴瘤，本身在癌癥世界中現身較晚。他的發(fā)現者托馬斯·霍奇金（Thomas Hodgkin）是19世紀英國解剖學家，人又瘦又矮，留著鏟狀小胡子，長著彎得驚人的鼻子，看起來像一位從愛德華·李爾（Edward Lear）的詩中走出來的人物。

1798年，霍奇金出生在倫敦城外的一個小村莊里，來自本頓維爾一個基督教貴格派家庭。他是個早熟的孩子，很快成長為更加早熟的年輕人。他涉獵廣泛，從地質到數學再到化學都輕松掌握，興趣變化無常。他拜過地質學者為師，后來自己做了藥劑師，最后獲得愛丁堡大學的醫(yī)學學位。

一次意外事件誘使霍奇金進入了病理解剖學世界，帶領他走向“即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疾病”。1825年，倫敦的圣托馬斯和蓋伊醫(yī)院（St. Thomas’and Guy’s Hospital）因人事問題一分為二：蓋伊醫(yī)院和它的新對手圣托馬斯醫(yī)院。這次分手就像很多離婚事件一樣，立刻引發(fā)了分割財產的惡毒爭端。這里的“財產”是一批可怕的館藏：醫(yī)院里珍貴的解剖標本——用甲醛泡在瓶子里的腦、心臟、胃、骨骼，這些儲藏都是醫(yī)院的教學用具。圣托馬斯醫(yī)院拒絕交出這些珍貴的標本，于是蓋伊醫(yī)院開始忙亂地籌建自己的解剖博物館?；羝娼饎倓倧牡诙伟屠柚兄袣w來，在那里他學會了如何準備和解剖尸體。他立即被蓋伊醫(yī)院聘用，為新解剖館收集標本。這項工作提供的最有創(chuàng)意的學術獎賞，可能就是他的新職位：博物館館長及死尸檢查員。

霍奇金為證明自己是一位杰出的尸檢員、一位有魄力的解剖館館長，幾年中他存儲了上百份標本。收集標本是一項相當普通的任務；霍奇金的特殊才能是管理它們。他不但是圖書管理員，也是病理學家，他發(fā)明了自己的病理學分類。如今，他最初用來儲存收藏品的建筑已經損毀無遺。但是新的博物館，仍展示著他原有的標本，成了一道奇觀。位于高大建筑的深處，有四個房間圍著中庭，這是一個鋼鐵和玻璃構造的巨大寶盒。你進門邁上樓梯，就會發(fā)現自己置身于一系列如瀑布般落下的展覽柜之中。沿墻擺著一排排裝滿甲醛的罐子：一排是肺，另一排是心，還有腦、腎、骨等等。這種管理病理解剖物的方法，即通過器官分類，而不是按日期或疾病分類，在當時是一種新啟示?；羝娼鹜ㄟ^這種方式達到在概念上居住在人體里，并在人體內隨意爬進爬出，同時注意到器官和系統(tǒng)的關系，逐漸，他發(fā)現自己能夠憑直覺認出模式中的模式，有時甚至不需要進行特別的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