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與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相比，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也是極其獨特的。這種獨特性體現(xiàn)在，在政治動員的規(guī)模、程度與可持續(xù)上，其他國家都與中國無法相比，而這種空前絕后的政治動員又與共產黨“思想改造”的能力密切相關。正是人們的“靈魂”被改造了，才使得革命的血雨腥風得以狂飆突進。也就是說，中國革命最獨特的地方，在其思想改造之成功——如此成功，以至于與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相比，毛時代的中國幾乎不需要秘密警察：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監(jiān)視以及人的自我監(jiān)督已經足以支撐這個制度的運轉。

在高華的文字里，我們讀到了這種思想改造的“配方”：資源的壟斷式供給＋全面改寫歷史前提下的信息封閉與觀念灌輸＋在群體中孤立個體＋強力威脅；以及這種“思想改造”外科手術般的“程序”：封閉的學習文件組織群體對個體進行批評與攻擊自我羞辱式的檢查與“交心”必要時的懲罰甚至暴力懲罰糾偏階段受害者的感激涕零。這一套“配方”與“程序”，在以后歷次整風運動中屢試不爽，甚至被日?；椭贫然?，效果不斷積累，最終形成了“文革”的悲劇。

很多人認為高華的分析解構了毛主席個人崇拜的神話。不錯，高華的確通過豐富的史料和細膩的分析呈現(xiàn)了“紅太陽”的統(tǒng)治術。在高華筆下，毛主席就像馬基雅維利筆下的那個君主，同時有著狐貍的機敏與獅子的威猛，他的政治策略正如他的軍事策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避實擊虛……但是，高華的著眼點不僅僅是關于一個人，甚至不僅僅關于一場運動，在最深的層面上，他的分析是對人性的一次深描。在其論述中，領袖的每一次勝利，都由“圍觀者們”的冷漠、嫉妒甚至貪婪推波助瀾。那個著名的句式似乎也可以用在這里：“當他打AB團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AB團；當他打王明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王明；當他打王實味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王實味……”從這個意義上，高華的興趣不僅僅是剖析“王道”，而是直面人性之幽暗?！皝y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對于20世紀中國的“左禍”起源，有各種隔靴搔癢的看法：有的認為“左禍”始于“文革”，有的認為它始于“反右”，更遠的追溯到“土改”，但在高華之前，極少有人去碰觸“延安”這個主題。美國學者Mark Selden七十年代出版九十年代重版的《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對“延安模式”也做了浪漫主義的詮釋。直到今天，“延安精神”在很多人眼里，仍然只代表著理想主義、官民平等和生死與共的“戰(zhàn)斗情誼”。正是因此，高華對延安整風運動的反思性分析可以說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如果說很多人的研究是將一個神話的枝節(jié)剪去，他卻是將一個神話連根拔起。不少學者認為，如果沒有“大躍進”，就不會有“文革”。進一步倒推，如果沒有“反右”造成的萬馬齊喑，就不會有“大躍進”的成功。再推，如果沒有“土改”“鎮(zhèn)反”的成功，“反右”也不可能如此順暢……在這個倒推的過程中，高華則走得更遠：如果沒有延安整風，就不會有若干年后的“萬歲萬萬歲”。今天很多人鞭笞“文革”中的“人性淪喪”，但對延安時期的“理想主義”贊賞有加，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高華的研究顯示，整風中的人人過關“向黨交心”，與“文革”中萬眾一心揮舞紅寶書的場景，其實是多米諾骨牌第一張與最后一張的關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