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月之后，從芝加哥大學留學歸來的經濟學家掌握了國家經濟的命脈，開始制定政策，解決國家經濟中存在的“問題”。他們將弗里德曼的理論付諸實踐：500家國有企業(yè)被私有化，進口關稅被取消，政府預算被大幅削減，市場被給予了無限的自由。正如弗里德曼希望的那樣，皮諾切特統(tǒng)治下的智利成為第一個以其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為指導的國家。

當軍政府掃清了一切障礙之后，智利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fā)展，成為拉丁美洲經濟發(fā)展最快的國家。但是，最終為此付出代價的卻是智利人民，生活成本大幅攀升，失業(yè)率高達30%，貧富差距巨大，至今仍難以彌合。很少有人會意識到“芝加哥男孩”試驗的成功并非是政策靈驗，而是建立對國際經濟發(fā)展的準確預判，搭上了幾年之后國際市場發(fā)展的順風車。正如我們在本書之后章節(jié)將要講述的，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總統(tǒng)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都采取了與智利相同的改革措施。

當時智利的成功引發(fā)了巨大的轟動與追捧，人們將智利模式視為解決20世紀七八十年代全球通貨膨脹的典范。智利模式很快傳遍了世界，并在冷戰(zhàn)結束后到達了頂峰。但是新自由主義本身存在致命的缺陷，其所帶來的災難性后果在不久之后注定會顯現出來。

智利經濟的成功在自由市場與政治自由之間建立了一種有悖于常理的聯系。兩者之間原本并不存在這種聯系，事實上也的確不存在。當芝加哥學派致力于推進自由市場的形成時，2 400人卻慘死在軍政府之手或秘密失蹤。皮諾切特成功地在智利扼殺了政治自由的最后一點兒希望，智利成為籠罩在腥風血雨之中的經濟試驗田。當時很多人指責弗里德曼與世界上最殘忍的獨裁者合作，為此，弗里德曼辯解道：“我所做的努力是世界上第一個將有可能發(fā)展為共產主義的國家變成了自由市場國家的嘗試?！?/p>

智利試驗使弗里德曼和他的學生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供給學派的政治神話，而這也成為自由西方對抗蘇聯共產主義的支柱。但是，弗里德曼等人并未就此滿足，而是說：“最后，智利的軍政府成功地被民主社會所取代。自由市場的發(fā)展的確能夠帶來一個自由社會。”

智利試驗的影響改變了全世界。芝加哥學派帶動了經濟杠桿和衍生性金融產品的發(fā)展，鼓吹市場至高無上，不受約束。其使市場具有了為所欲為的自由，因此無法對其監(jiān)管。芝加哥學派關于私有化的推崇和統(tǒng)計無用的論調至今仍令很多人心跳。想到這一切都是由一群供給學派的狂熱信徒和一個獨裁者創(chuàng)造的，不僅令人感到震驚。

這一切都發(fā)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盛行的對財富狂熱認同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地的經濟學家和評論家都對新自由主義極為推崇，贊譽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