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的法律不一定是指一國內(nèi)現(xiàn)有的成文實在法，因為這種實在法本身就可能是違背道德的更高法的，如自然法和國際法。刑法罪責是由審判罪犯的法庭來確定的。就德國情況而言，先是由在紐倫堡的國際法庭追究納粹首惡們的刑事責任，然后德國司法機構(gòu)繼續(xù)追究犯有重大罪行的納粹分子。對刑法責任的裁判歸法庭所有。”在一個廣播電臺主持人就這部影片訪談我的節(jié)目中，我舉過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四種罪責中最容易說清和辨明的罪責：刑法罪責。我假設(shè)，影片中被政治笑話諷刺的那位總書記昂納克如果有具體可確認的人證、文書證明他下令對翻越柏林墻的人開槍，那就不是什么道德良心問題、政治覺悟問題或者形而上的良心感問題，他就要負最簡單可辨，但懲罰最清晰、有形的刑法責任。中國在“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后審判江青等人也是追究他們的刑法責任而沒有追究他們協(xié)助毛澤東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責任。我記得當時的起訴書曾經(jīng)追究過江青對批示發(fā)布“一打三反”文件，直接命令各省殺害張志新等一批思想犯的罪責。著名作家老鬼好像也是在那一批被判過死刑。其實，更難以認識和自我反省的是另外三種罪責：一國人民對自己“親手締造”的政治體制、國家機器所造成的暴行（不管是對本民族還是對外族）的政治責任；一個普通人在冷漠面對和沉默不語地處理自己的鄰居、同事、親人、朋友被迫害或奪去生命的道德罪責。

對于保留檔案，我還有一種猜測。我想當事者或許還有一種長遠而深沉的考慮：此舉可以逼迫整個民族做道德思考，可以為這種道德審視和精神分析保留素材以及堅實可信的病歷和病例，這樣做就可以對民族的心理創(chuàng)傷進行治療。我隱約聽說這個保留檔案的決定是一位女部長做出的。但是，其實應(yīng)該認為是整個德意志民族做出的這樣決定?；蛟S，他們相信自己這個民族能夠面對自己的內(nèi)心，能夠承受這一份對自己良心的拷問；也許，他們是否還會存著些許希望，可能的話，有的迫害者和被迫害者會坐到一起對面看一眼，還有的監(jiān)視者和被監(jiān)視者可能像影片中那樣彼此面對，生出些理解或者愧疚，或者在牢記之后寬恕。

在戰(zhàn)后反思時，雅斯貝爾斯曾經(jīng)指出：“除非先有個人的自我審視，不可能有集體的（真正）自我分析。如果個人能夠首先做到，然后以交際的方式真正匯集到一起，那么就能擴大為許許多多人的意識，這種意識可以稱為民族意識?！蔽蚁耄绻軌蛎鎸?，當然絕大多數(shù)人并不能像影片中那樣發(fā)現(xiàn)自己被勇敢地保護過而是受過批判、迫害、告密，發(fā)現(xiàn)自己曾經(jīng)被學生、朋友、愛人反戈一擊，被別人踩在頭上以顯示正確從而火線入黨。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進過兩個大學一個研究所，所到之處都能聽到許多這類反目恩怨故事，其中有的還十分慘烈。但是，只要他們能夠自己去面對那些記錄，甚至勇敢地互相面對，這對受害和迫害雙方都可能成為一種心理療傷。為了請教《別人的生活》中的臺詞，我詢問電影學院的德國回來的博士，她告訴我德語中有一個詞已經(jīng)成為獨立常用的詞“費呀拜德”就是“療傷”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