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報業(yè)之死：舉國若狂

眾所周知，“文革”的導火索乃是1965年11月發(fā)表在《文匯報》上的一篇文章，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首先公開號召“文革”的，則是1966年4月《解放軍報》的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

“文革”十年，雖然“九大”“十大”前后的新聞路線方針有些不同，但總體來說，中國的報紙徹底降低為宣傳品，甚至只是一小撮人的喉舌，而與人民完全劃清界限。

這種喉舌，最權威的莫過于“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若在此列舉其荒謬言論、報道，行文將顯臃腫，我們只需看一些關鍵詞，均由這“兩報一刊”放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保皇派”“批林批孔”“批投降派”“反回潮”“反擊右傾翻案風”……

“文革”中，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報社被沖擊、被奪權的現(xiàn)象相當普遍。各派都在搶占“輿論制高點”，甚至因此釀成流血沖突。譬如，1967年1月下旬，內(nèi)蒙古造反派“呼三司”因其下屬組織在《內(nèi)蒙古日報》的奪權行動中未獲內(nèi)蒙古軍區(qū)支持，與軍區(qū)產(chǎn)生對抗，引發(fā)絕食靜坐、大規(guī)模武斗等事件。再如，1967年2月，重慶“反革聯(lián)派”到重慶日報社抄砸鉛版，與“革聯(lián)”人員發(fā)生沖突，死傷10多人。

大量報紙被改為“革委會”的機關報，另一些則被打壓甚至停止出版，因為它們是“放毒、造謠的舊報紙”。與此同時，全國山河一片紅，全國報紙也一個樣，所謂“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梁效”是“批林批孔”運動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筆名，當時重要社論多出其手）。讀這段報史，我只想起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一段話：“任何在骨子里對榮譽保持一定敏感性的正派新聞工作者，完全不能忍受帝國政府新聞部門對待他的方式。新聞工作者被訓斥，就像他們還在小學里一樣。自然地，這會對新聞工作的前景產(chǎn)生非常嚴重的后果，任何還有一點兒殘存榮譽感的人，將會非常謹慎地不要成為一個新聞工作者。”

“文革”十年，舉國欲狂。報紙還在，但其靈魂已經(jīng)死了；報人則連“在”都很難了，他們多受凌辱，乃至冤死。

今日中國新聞界的最高獎項是范長江獎，冠名此獎的報人范長江，就死在“文革”。1969年，已被長期關押的范長江來到確山縣瓦崗鄉(xiāng)蘆莊五七干校，分在基建隊，主要勞動是蓋房子。有次，因為干活較慢，60多歲的范長江被監(jiān)管員一腳從腳手架踹到地上。他一聲不吭，艱難站起來，繼續(xù)爬上腳手架干活。1970年10月23日，他的尸體在五七干校門前菜園邊的一口水井中被發(fā)現(xiàn)，只著一身單衣，滿身傷痕。事后，他被草草掩埋在一個偏僻的山溝里。他的離奇死亡，被定性為“畏罪自殺”。

諷刺的是，“民間辦報”在“文革”中卻發(fā)揮到極致。不過，民間能辦的“報紙”只有一種：大字報。在1975年，大字報甚至被寫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人對大字報不無同情與憧憬，認為是言論自由的充分體現(xiàn)。這種觀點不值一駁?！拔母铩贝笞謭蟮摹把哉撟杂伞保且环N聲音消滅一萬種聲音的“自由”。鼓吹“文革”“言論自由”的弱智，通常都把自己站在寫大字報的一方，于是想當然地跟著就狂歡了。他們從來沒想想被寫大字報的一方，那些沉默者，被顯性或隱性地割舌者。事實上，“文革”中的大字報，可以是勒死無辜者的繩索，可以是多數(shù)人的暴政，但恰恰不可以是通往自由的渡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