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使我們相信劊子手不管殺人對不對，只管按所吩咐的方式殺人，殺得心安理得，把活兒依要求做好，做好了不僅無罪感，而且很自豪，作者又特意說出了道理，實際是在向我們作必要的解釋--起碼他是把它們當作解釋的：

小的下賤，但小的從事的工作不下賤，小的是國家威權的象征，國家縱有千條律令，但最終還要靠小的落實……只要國家存在，就不能缺了劊子手這一行。眼下國家動亂，犯官成群，盜賊如毛，國家急需手藝精良的劊子手。

干咱這一行的，一旦用白公雞的鮮血涂抹了手臉后，咱就不是人啦，人間的苦痛就與咱無關了。咱家就是皇上的工具，咱家就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法律。

孫丙忍受了這樣的酷刑，他已經(jīng)成了圣人……多活一天就多一份傳奇和悲壯，就讓百姓們的心中多一道深刻的印記，就是在高密的歷史上也是在大清的歷史上多寫了鮮血淋漓的一頁……

但是，中國人的親情勝于血，輿論很可怕，倫理講回避，女兒的公爹和丈夫不加回避，親自操刀，把親爹殺了，如此冷靜，如此從容，如此專致，如此順當，只出過一小點差錯，誰信？

況且，這么大量地描寫殺人的過程細節(jié)，意義何在？

為把人物形象打造得更加豐滿？為可更見得我們歷史與文化的黑暗、畸形？也為把自己的才氣和想象力發(fā)揮得淋漓盡致？

這都不失為一個大的創(chuàng)作策略，但它又是以人物的形象失真和歷史失真為代價的。

從小說內容上看得出，作者的確收集來了不少的歷史資料與故事傳奇，進行過認真的研究，寫到這里時，他的聰明就全用在對如何殺人的身臨其境般地描寫上了。劊子手也從孫五那樣的“不像人”下跪，變成了法的象征，國家的榮耀……

核子在此，那么，它的“愛情”發(fā)生過程的莫名其妙，在某些唱詞唱腔上的泛濫浮夸，就都不足為怪了。

莫言的又一個走到極端的話題是兩性關系。他尤其愿意表達女性人物情欲的裸露狀態(tài)。

《紅高粱》里的“我奶奶”尚不很分明，到《檀香刑》時，終于有了個女主角眉娘，和縣太爺錢丁掛上，弄得滿城風雨，公開地有傷風化。

這情感故事就不再像發(fā)生在古時有條件妻妾成群的知縣大老爺與民女之間，倒更像現(xiàn)今一夫一妻制下的村兒里作威作福的村長與民婦偷情。

具體描寫時，表面上作者想把眉娘寫成情欲“解放”了的主兒，實際效果上整個兒玄虛不實，矯情做作，不可信，不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