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陽失守后，張振武又將藩庫的三十五萬兩銀子私運到上海揮霍一空。黎元洪問他采購了多少軍械、多少服裝，他竟然怒斥黎元洪：“我們把你拉出來做大都督，現(xiàn)在已安富尊榮了，你倒清起我們的賬來了！”說罷，張振武將桌子拍得咚咚響，大發(fā)雷霆而去。此說雖出于文學(xué)社員劉化歐之口，其描述未必十分可信，但也足以說明張振武種種難容于同僚的作風(fēng)。

革命黨人殷子衡也說，張振武在上海遇見他時，“執(zhí)手道故，倍致殷勤；唯對于軍火事，則支吾其詞，甚至云：‘鄂政不良，我等當(dāng)再度革命，君當(dāng)為我力助。如不愿返鄂，則可暫駐此，以等機會’”。

就事論事，黎元洪在南北議和期間確實讓張振武攜現(xiàn)款40萬元赴滬購買軍事裝備，但也絕非純屬個人“揮霍”，只不過張振武抵滬后將其用于廣事交游、謀劃另組北伐軍的事上，而非黎氏所言之軍備。

孫武、蔣翊武下臺后，張振武已成為黎元洪“坐穩(wěn)湖北、獨霸一方”計劃中最大的絆腳石。動亂年代，槍桿子里面出政權(quán)。此時，張振武手里仍握有兵權(quán)，他除了私人衛(wèi)隊外，還掌握著“將校團”這樣一支武裝力量，這難免讓黎元洪有如芒在背的感覺。

為褫奪張振武的兵權(quán)，黎元洪可謂是機關(guān)用盡。1912年4月初，黎元洪向“將校團”派去一名副團長。被拒后，黎元洪又企圖將之編入自己掌控的第六鎮(zhèn)。此番動作用意十分明顯。張振武對此心知肚明，他非但對黎元洪嚴(yán)密防范，而且還計劃將自己的武裝擴張為一個鎮(zhèn)（師），兩人的矛盾由此日益公開化。

武昌警視廳長顧慶云被免職一事更是讓黎、張矛盾迅速激化。顧慶云原是革命黨人，其職位也為黎元洪的親信所接替，張振武為此大為憤怒。他之后寫信給黎元洪，稱：“現(xiàn)在有人把約法視同廢紙，把公理當(dāng)成一雙破鞋，升遷獎懲，任人所為。顧慶云是革命同志，與本人有過命的交情，如果有人想搞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把戲，我個人有義務(wù)去維護革命同志的權(quán)利?！睆堈裎淇赡軟]有想到，這封信最終成了一道要他性命的催命符。

民國初立，百廢待興。這對當(dāng)時已是臨時大總統(tǒng)的袁世凱來說，更是有一番意義。此時老袁正急得撓頭，思考該如何搞定乾坤。普天之下，革命洶涌。一朝夢醒，汗?jié)n淋漓。坐著大總統(tǒng)的“危榻”，袁世凱也同黎元洪一樣，視革命“群氓”如芒在背。拉攏黎元洪，共同對付武漢的革命黨人，是袁世凱夢寐和運籌已久的大事。張振武恰巧給袁、黎合作標(biāo)下了最好的注腳。

在袁世凱的親信、參謀次長陳宧的策劃下，黎元洪決定與袁世凱合作，對“三武”來個調(diào)虎離山之計，把他們弄到北京去[2]。1912年5月，袁世凱以尊奉“革命首義”的名義將“三武”召到北京，并封他們?yōu)榭偨y(tǒng)府軍事顧問官，表面上是抬舉，實際上給的只是閑差。對此，張振武多次表示不滿，他對陸軍總長段祺瑞抱怨說：“難道我們湖北人就配做個顧問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