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黨人與江湖會黨從親密到疏離對立，其中既有幫會自身的缺陷，但革命黨人也確有處理不當的過失。事實上，如果革命黨人對昔日盟友稍作安撫并作必要引導，原本不至于鬧到這個地步。5年后（1918年），革命老同志蔡元培與張蔚西為編寫《國史前編》而聯名上書孫中山，其中打算將革命與秘密會黨的關系細加羅列，以示飲水思源，不忘其根本。孫中山對此不以為然，他批復稱：會黨“于共和革命，關系實淺”，“宜令編為秘密會黨史，而不以雜廁民國史中?！辈?、張感到有些不妥，于是又去一信，稱同盟會“固亦秘密黨會也，且亦多吸收各會分子”，不宜抹去其曾有的貢獻。會黨不入正史倒也情有可原，但歷史的冷漠又何至于此。

1912年7月1日，紅幫、青幫及哥老會公口三家?guī)蜁摵铣闪ⅰ爸腥A國民共進會”，曾任南京總統(tǒng)府衛(wèi)隊長的應桂馨擔任會長，這也是民初會黨“組黨”中影響最大的一支。成立大會上，副會長、湖南哥老會首領張堯卿發(fā)表演說，“深望同胞痛改前非，從茲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但會黨的整體素質決非一句話即能提升，在各地民眾強烈希望秩序穩(wěn)定下來時，會黨分子們仍舊到處搗亂，因而輿論的譴責日甚一日。

洶涌的輿情之下，會黨中人也頗多無奈。1912年9月，“共進會”頭目汪旦庵以上海總部的名義在《神州日報》上發(fā)表了一封公開信，其中稱：滿清之時，三會之人屈服于專制魔王之下，政府之對于三會也，以匪目之；即同胞之對于三會也，亦以匪目之。汪又辯解說，會員中人數眾多，難免良莠不齊，但“共進會”絕無“恐怖黨之性質”，何況短促之間，要想改正之前的種種弊端，實屬萬難，輿論對此不應過于逼迫。文章末尾，汪旦庵特請記者們“諒吾人之苦心，雖不表同情，亦請為社會計，稍留余地，弗因莫須有之事即加苛責”。如此，會黨也有改邪歸正的機會，彼此留下生存發(fā)展的空間。

民國后，穩(wěn)定和法制成了新的社會認同，革命與破壞不再受到歡迎。話雖如此，會黨中的一些惡分子卻并不把“共進會”首領的諄諄教導放在眼里，他們依舊我行我素，干出各種不法的勾當。在此情況下，浙江都督朱瑞于當年10月下令解散“共進會”，江蘇都督程德全也隨后發(fā)布訓令，“勒令解散”。次年3月，“共進會”會長應桂馨更是直接主使了宋教仁刺殺案，會黨的轉型也就此劃上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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