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全球對話主義

—超越“文化帝國主義”及其批判者

閱讀提示：文化研究已經從它的國內階段發(fā)展到現在的國際階段，因而也相應地提出了新的理論要求，換言之，國際文化研究應該有國際文化研究的理論綱領。本文以“文化帝國主義”論爭為切入點，將文化研究分作兩種模式，即“現代性”文化研究與“后現代性”文化研究，分別考察了它們的長處和短處，提出了超越這兩種模式的第三種模式，即“全球性”文化研究模式，其靈魂是揚棄了現代性和后現代性哲學的“全球對話主義”哲學。

一、全球化作為一種新的哲學

學界正在認識到，全球化不僅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對象，它就在我們眼前，似乎伸手可及，而且也必須成為我們考察一切現象所由以出發(fā)的一個視點。這就是說，在全球化的諸類后果之中，還有一個日益明晰的哲學后果：全球化將作為一個超越了現代性與后現代性之對立的新的哲學概念。它是現代性，也是后現代性，更重要的是，它同時就是這二者，以及這二者之間復雜的動態(tài)關系。

這一或許本應由哲學家來提煉的時代命題，現在卻是由社會學家為我們暗示了出來的。在其《現代性的后果》一書之末章，吉登斯概括指出： “現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是全球化。它遠不止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彌漫，其他文化由此而被摧毀；全球化不是一平衡發(fā)展的過程，它在粉碎，也在整合，它開啟了世界相互依賴的新形式，其中‘他者’再一次地不存在了……從其全球化之趨勢看，能說現代性特別地就是西方的嗎？不能。它不可能如此，因為我們在此所談論的，是世界相互依賴的新興形式與全球性意識。 ”^a吉登斯沒有否認全球化的現代性方面，即將西方制度向全世界推廣的帝國主義計劃，但他更傾向于看到這一帝國主義計劃在實施過程中的失敗以及由此所帶來的各民族和國家的相互依賴。與吉登斯不同，我們稱此為全球化的“后現代性”維度，這也是他在別處所斷言的，全球化將導致一個“失控的世界”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