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面講到的內部失衡外，粗放增長方式的持續(xù)所造成的另一個經濟后果是外部經濟的失衡。這主要是指由出口導向政策長期未作調整所引起的國際收支盈余的過度積累和為了減緩本幣升值速度而由中央銀行大量收購外匯造成的貨幣超發(fā)，股票、房地產、收藏品等價格飆升(資產泡沫形成)和消費物價指數持續(xù)提高(“通貨膨脹”，即消費物價膨脹)，金融市場的系統風險增大。

第二，上述體制缺陷在社會政治層面導致的消極后果。

由于尋租規(guī)模的擴大，腐敗活動日益猖獗。根據1989年來若干學者的獨立研究，我國租金總數占GDP的比率高達20％—30％，年絕對額高達4—5萬億元。巨額的租金總量，自然會對社會貧富分化加劇和基尼系數的居高不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近年來買官賣官越來越盛行，主要原因就是公權不彰，官員的個人意志能夠決定企業(yè)的成敗禍福。誠如阿克頓勛爵(Lord Acton)所說：“權力通常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

1995年，當時在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工作的李強教授發(fā)表了他們的抽樣調查，表明1994年全國居民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了0.43的高水平，超過了國際上0.40的警戒線。接著，社科院經濟所的趙人偉、李實教授也發(fā)表了類似的報告。這些研究非常有意義，可惜當時只在學界引起了一些反響，而沒有引起高層領導的注意(到了2000年的時候，國家統計局才第一次公布了全國居民的基尼系數)，自然也就沒有認真地研究問題到底是從何而來并提出對應措施。世界銀行《2006世界發(fā)展報告》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在列出的127個國家中，基尼系數低于中國的國家有94個，高于中國的國家只有29個，后者中27個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另外兩個國家是亞洲的馬來西亞和菲律賓。

以上事實說明，目前社會上存在的種種弊病和偏差，從根本上說，是源于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嚴重滯后，權力不但頑固地不肯退出市場，反而強化對市場自由交換的壓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敗尋租活動的基礎。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擴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在于推進改革，建設以民主法治為基礎的市場經濟。

推進改革，厘清政治體制為關鍵

30多年的歷程告訴我們，只有堅定不移地推進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才是順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

根據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應當在以下方面積極推進：

首先，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為進一步改革開放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其次，在經濟改革的實際推進上，需要從以下方面作出努力：實現尚未完成的產權制度改革；繼續(xù)推進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完成國有企業(yè)的股份化改制；加強商品和服務市場的反壟斷執(zhí)法和資本市場的合規(guī)性監(jiān)管；建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

再次，政治改革必須加快。憲政、民主和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上層建筑的保證。距離十五大提出建設法治社會主義國家和十六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口號已經過去了十幾年，雖然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建立民主、憲政和法治三位一體的現代政治體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容不得我們延宕和等待，必須從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國政治體制的改革。通過法治建設在各種權利主體之間正確地配置權力，規(guī)范政府的行為，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礎上逐步擴大民主，強化民眾對政府的控制與監(jiān)督，才有望穩(wěn)步地實現憲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標。

需要著重指出，根據過去30年的經驗，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順利推進，癥結在于政府自身。計劃經濟是由一個從宏觀經濟、微觀經濟直到人們的家庭生活無所不管的全能政府所控制和操持的。由于改革涉及到每一個政府官員的權力和利益，要把這樣的政府改造成為專注于提供公共產品的服務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員出以公心，割舍那些與公仆身份不符的權力。政府改革的任務不僅是要減少和消除對資源配置和價格形成的行政干預，使市場機制有可能發(fā)揮基礎性作用，更艱巨的任務在于建設一個能夠為市場機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環(huán)境。沒有這樣一個制度平臺，就難以擺脫公權不彰、規(guī)則扭曲、秩序紊亂、官民關系緊張的狀態(tài)，難以使經濟和社會生活進入和諧穩(wěn)定的正軌。

應當承認，由于我國缺乏憲政民主、法治傳統和文化積淀的歷史慣性，實行憲政、民主和法治勢必遇到障礙與阻力。然而，推進改革和建設富裕、文明、民主、和諧的中國，關系到中華民族的興亡和所有中國人的根本利益。在這樣的問題上，容不得我們有絲毫猶疑。只有沖破阻力，奮力過關，才能走上坦途。

(作者：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