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川：法律實用主義大致是從何時到何時？

江平：從建國后到“文革”前吧。法律實用主義也可以叫作法律工具主義，它有三大特點，一是法律不要有體系，立法也不要求完善、完備，有一些法律夠用就可以了；二是法律也不要太復雜，條文不要過多，簡要的內(nèi)容就夠了；三是法律不要太約束人，不要捆綁自己的手腳，法律只不過是行動準則的參考。

馬國川：成為一種工具。

江平：而且是不太重要的工具。1951年到1956年我在蘇聯(lián)學法律，也是這樣。但是蘇聯(lián)所采取的法律實用主義，也許比我們高明一點兒。蘇聯(lián)還是很注意法律建設(shè)的。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的第一天，列寧就頒布了兩個法律《土地法令》和《和平法令》，但是沙俄原來的法律仍然留著，不像我們1949年完全徹底地廢除了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就連規(guī)范市民生活、婚姻家庭的《民法典》也廢除了。蘇聯(lián)到1923年列寧親自領(lǐng)導制定的《蘇俄民法典》通過以后，才把原來舊沙俄的法律廢除了，人家盡量避免讓法律出現(xiàn)空白。而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法律體系，要構(gòu)建一個什么法律體系，直到20世紀80年代甚至90年代才逐步提出來。

馬國川：“反右”運動的時候，有一些法學家就是因為純法律的理念被劃為右派。

江平：著名法學家謝懷軾先生就是因為主張“一切都要有法律、一切都必須依照法律”而被劃為“極右分子”。因為他的理念與當時流行的法律實用主義是格格不入的。法律實用主義的主張是，不一定需要法律，也不需要嚴格按照法律辦事。可以說法律實用主義的思想現(xiàn)在仍然存在，一些學者就把法律實用主義當作馬克思主義法學的核心觀點，認為法律就是國家的工具，而且應(yīng)該是很得心應(yīng)手的工具。

馬國川：到了“文革”時期，連法律實用主義也不要了。

江平：法律實用主義可以向兩個方面發(fā)展。發(fā)展得好，逐步總結(jié)經(jīng)驗，也可能逐漸走向健康的法治道路；但是，法律實用主義也可能走向另一個極端：法律虛無主義。很不幸的是，中國走向了法律虛無主義。“文革”中，不僅是什么法律都可以被打倒，憲法也可以被踐踏，甚至“公檢法”都可以被徹底砸爛，“最高指示＋群眾運動”就是一切行動的最高準則。當時有一句口號“只要是符合全中國最大多數(shù)人民的最大的利益，那就什么都可以干”。到底誰來裁定是不是符合中國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利益？那當然只有最高領(lǐng)袖能夠知道，最高領(lǐng)袖的話就是最高指示，“一句話頂一萬句”嘛。群眾運動更是天然地代表群眾的最大利益，被看作最天然合法的，一切都崇拜群眾運動。只要以人民的名義，以革命的名義，以國家的名義，什么事都可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