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舉一個當代的例子來說明“正常的瘋狂”，本·拉登這樣的“獨裁+恐怖分子”可謂榜上有名?；蚴窍窳_騰堡的阿明·邁維斯這樣的食人魔，甚至連好萊塢都拜倒在他腳下。但是薩達姆讓一個國家乖乖聽了自己這么多年的話，本·拉登和美國人成功地玩了那么多年“躲貓貓”，阿明·邁維斯相當嗨皮地自導自演，還明顯獲得了極大的快感……所有這些人都沒病，而是殘暴。心理治療可以療傷，卻無法清洗一個人殘暴的靈魂。所以對于這種貨，還是麻利地送到審判席比較痛快。

最近大腦研究專家正在哭爹喊娘地推銷一個新想法：對那些“不愉快陰暗面”，我們正常人純屬無辜，應該免責嘛！大腦學者格哈德·羅特（GerhardRoth）捋著胡子叫囂，我們在所有這些方面根本沒責任！刑法壓根就應該取消，犯了罪也不應該被送到監(jiān)獄里去。本來就是，做了壞事兒不怪我，你找我的大腦算賬去！我也是受害者嘛~如果神經(jīng)遞質(zhì)在我的前額葉中瘋狂活動，把我的道德搞得一團亂，憑什么我還要對此負責？

羅特先生和他腦科學研究伙伴的觀點算不上特別潮——在290年前這個觀點就已經(jīng)破殼而出了。再往前追溯，在1720年，已經(jīng)有某個叫托蘭德（Toland）的家伙，宣稱大腦就是一部機器，按照自己的法則生產(chǎn)出我們的思想。那時候的人倒還有足夠的素養(yǎng)，明白這種說法就是扯淡。當然，人們沒有鋼琴就彈不出鋼琴協(xié)奏曲，不按琴鍵也就沒有琴聲。但實際上，如果沒有貝多芬這些作曲家的天才創(chuàng)意，也沒有像我女兒們這樣的鋼琴演奏者，鋼琴本身能變成鋼琴協(xié)奏曲嗎？同理，我們所有的思想都對應著大腦的某些物質(zhì)上的變化，在思想形成的過程中會有一定量的神經(jīng)遞質(zhì)活動。但如果把鋼琴和作曲家或者演奏者混為一談，這就好比在餐館里把菜單當成真飯真菜，盡情地嚼卡片充饑了。這個在哲學上叫“范疇錯誤”，以前人們經(jīng)常拿它開玩笑。而今天的大部分人，在這種荒誕的謬論了。只有尤爾根·哈貝馬斯1這樣的哲學家還堅持著“眾人皆醉我獨醒”，警示大家，這種屁話遲早讓我們整個社會秩序變成屁話。可是這種理論為啥會有市場呢？能減輕罪責唄！我們給自己每日“正常的瘋狂”找到了一個華麗的借口：對不起啊，過去不是我的錯，現(xiàn)在不是我的錯，將來也不是我的錯，千錯萬錯，都是神經(jīng)遞質(zhì)的錯！——什么戰(zhàn)爭，什么大饑荒，什么剝削，什么破壞自然……真不賴我們啊，是神經(jīng)遞質(zhì)在踐踏我們。就這樣，我們用極富娛樂性的方式讓自己溜之大吉。從根本上說，這和我們無關，我們對此負不了責，就這樣，我們的那些“無法無天”的行為就得到了科學保證。

這么一來，我們就可以“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舒舒服服去度假，心里坦然地盤算下一次聚會。只有當我們病了，病入膏肓了，才不得不哼哼歪歪地考慮一下，其他人的神經(jīng)遞質(zhì)一點也不覺得這很好玩。雖然一點點社會責任對自己的舒適感和社會進步是有益的。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人雖然有點沒心沒肺，但還不至于狼心狗肺。但千萬別蹬鼻子上臉異想天開如果我們跑到了“月亮之上”，是否有更人性化的手段去“風干了病秧”，可以看“有多夢想在自由地飛翔”？病痛對病人來說是一種煩人的神經(jīng)遞質(zhì)困境，對照顧病人的人、對更愿意出錢買充氣城堡而不是褥瘡墊的整個社會來說也是。米卡斯·戴克斯把成人用的充氣城叫做“健康綠洲”。在小說《多余的》一書中，瑞典女作家描繪了不久未來的社會狀況：

說不定哪天，國務院作出決議，那些超過50歲，又沒生過娃的人，全都搬到某個超大豪城堡里去！老老實實地等著為器官移植做貢獻！之后，這群老家伙將在愉快的氛圍中消失。而且，誰捐獻得越多，誰“消失”的時候就越幸福。神經(jīng)遞質(zhì)笑了。

如今完全“正常的瘋狂”已經(jīng)不僅出現(xiàn)在希特勒、薩達姆這些有血有肉的真人身上，在沒血肉的理論中也看到了它的“倩影”，不斷荼毒著俺們這些純潔的小心靈。讀到這兒，可能您有點小失望，那顆憂國憂民的小情懷突然變成了shit。然而，您不會因為這個“幸福社會”不幸地繼續(xù)存在著而懷疑起自己的幸福了吧？您知道，反正可以“退出”，您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