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就在西方國家驚恐日本神奇崛起之際，中國慢慢地走上了市場經濟的道路。美國《外交》雜志等刊物對“紅色中國”的諸多變化感到好奇，斷言中國人民“不僅強烈要求進步，還敏銳地認識到未來發(fā)展的局限性”。到了9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泡沫的破裂，一些西方國家開始對“中國崛起”表示憂慮。據說，這不僅是因為中國經濟發(fā)展在當時仍然強勁，也因為他們認為中國不重視人權。進入21世紀后，“中國崛起”勢不可當，任何關于是否給予中國“最惠國”貿易地位的討論都已不值一提，都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桶。到了2011年，無論是中國國內的舉措還是國外的行動都會引起外界的不安。這里最好的例子當屬中國的非洲援助戰(zhàn)略。中國被描述成“新殖民主義資源爭奪戰(zhàn)的狡猾贏家”。中國積極向非洲提供發(fā)展援助，其主要形式為輸出廉價制成品、進行基礎設施投資和發(fā)放軟貸款，并且不像西方國家那樣要求受助國必須尊重人權。

2006年召開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加深了部分西方人的恐懼：除了眾多投資和貸款一攬子項目外，中國還承諾3年內培養(yǎng)15 000名高級技工，創(chuàng)辦10所農業(yè)技術中心、30所醫(yī)院和100所學校。此外，中國每年還會資助4 000名非洲學生到中國學習。所有這些承諾真的都會兌現(xiàn)嗎？中國的這些舉動會影響到那些視它為威脅的國家嗎？中國憑借其獨特的發(fā)展模式在經濟上取得了成功，現(xiàn)在又把眼光放得更遠了：通過軟實力實現(xiàn)“全球和諧”的理想。換句話說，中國不僅要把自己制造的廉價牛仔褲銷往世界各地，還要出口中國的思想，北京共識就是最貼切的例子。

北京共識指中國的發(fā)展模式，包括革新與試驗、出口導向型增長、國家對基礎工業(yè)和基礎設施項目的控制和投資，以及在金融特別是設定稅率和掌控匯率方面的自主權。

政府的角色以及透明度缺失是北京共識引起廣泛憂慮的一個原因。要理解北京共識必須參照“華盛頓共識”。作為新自由主義的產物，華盛頓共識的特點是私有化、放松管制和民主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倡導華盛頓共識，認為這為深陷經濟危機的發(fā)展中國家提供了最佳的發(fā)展模式。當然，這兩種模式并非南轅北轍，它們也有相似之處，比如都主張維護財政秩序、積累外匯儲備、管理通貨膨脹以及擴大征稅基數(shù)。

北京共識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中國在削減貧困方面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功。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長率為11%，超過5億人口成功脫貧。識字率從1982年的66%提高到2008年的94%。嬰兒死亡率在1990~2005年下降了近40%，1970年每千名活產嬰兒就要死亡80例，而到了2008年則降至17例。同期，電話使用率增長了94倍還多，達到57.1%。可支配收入和消費率每年增長約18%，而這一數(shù)字在美國僅為2%。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國——截至2010年約有2萬億美元。

中國的成功不能完全歸功于北京共識，許多與政府政策無關的因素也是促使經濟實現(xiàn)驚人增長的原因。舉例來說，目前70%以上的中國人口處于適工年齡，但隨著計劃生育政策效果的顯現(xiàn)，這一人口趨勢將不再持續(xù)。此外，中國還有巨大的國內市場，這一優(yōu)勢緩和了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下外需緊縮的困境。當然，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國家都曾享受過這些有利條件。

我們也不應該忽略北京共識的弊端，比如貪污成風、地區(qū)間商業(yè)競爭殘酷、擾亂市場秩序、缺乏言論自由、收入差距擴大、享受不到社會福利的農村地區(qū)爆發(fā)大規(guī)模的社會抗議活動，以及近幾年才開始著手解決的環(huán)境污染問題。

但是，就像我所說的那樣，本書不是要批判各種發(fā)展模式，而是要揭示這些硬實力問題背后隱藏的軟實力恐懼問題，以及兩者是怎樣聯(lián)系起來的。在探討中國軟實力之前，我首先要指出為什么一些中國問題的觀察家會出錯，并解釋外界對中國的恐懼不可能在短期內消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