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那年那月那三天

這里指的是兩個時間：一是1978年6月11—12日，二是1981年7月7—9日。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后者是高中考大學的日子。兩個日子對我都非同尋常，有點一錘定音的意味。人生能有幾回搏，說的就是這樣的日子。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把歧視當作動力，發(fā)奮讀書，通過優(yōu)異的成績叫人刮目相看，從而改變受歧視的劣勢地位，這是受歧視者正常的一種反應，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自暴自棄，破罐子破摔，無所謂，無所求，任歧視自由發(fā)展。我當屬于前者，想通過努力把劣勢改變的。但是，我們那會兒讀書學習成績是不重要的，考試都是開卷考，好壞很難體現(xiàn)也無人關注。那時候，我們的好壞主要體現(xiàn)在勞動積不積極，好事做得多不多，對老師禮不禮貌，等等這些課本之外的東西上。這些東西我都做得不錯，小學五年，我當了三年的勞動委員。我待人也特別禮貌，因為自卑，做什么都禮讓三分，當忍則忍，包括現(xiàn)在都這樣的。少不更事的我并不知道，我的努力并不能改變我的命運。改變我命運的是鄧小平。到了1977年，天變了，國家恢復了高考，學校也開始要成績了。這時我在讀初二。我讀的是二年制初中，初二就是畢業(yè)班。要在以前，像我這種“黑五類”，上高中肯定是沒門的。以前讀高中都講推薦，5%的比例，基本是“干部”子女的特權。但是那一年鄧小平把天變了，上高中要考試，擇優(yōu)錄取，我的機會就來了。

父親比我還重視這個機會，并把這種機會歸結到是我們造了新屋。其實那時我們的新屋很小，全家人有一半還住在老屋里，但我住的是新屋。新屋離紅房子遠啊。從那以后父親在新屋里給我調(diào)整了房間，調(diào)到離紅房子更遠的西邊的房間里，并專門對我講了大一通話。這些話是我以后長長的一系列知道的開始，可以不夸張地說，這些話幾乎決定了我對世界的看法，至今還在對我發(fā)揮作用。父親圍繞著希望我發(fā)狠讀書的主題，說著說著，變得像一個哲學家，向我道出了一個至真的道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我已經(jīng)忘記父親有沒有引用原文（完全可能），但由此發(fā)揮的閑言碎言，我至今不忘。父親說，文化就像太陽光，火燒不掉，水淹不掉，政府也沒收不了（那時政府經(jīng)常沒收私人東西，連你家多養(yǎng)一只雞也要沒收，叫割資本主義尾巴），一個人有文化、有知識，是最大的福氣和運氣。云云。

把知識文化比喻成天外來的太陽光，這是我父親的發(fā)明。說真的，以前我對父親的感情是很復雜，一方面我覺得他很了不起，對生活和事情特別有見地、有追求，像個哲學家，另方面我又覺得他糊涂，經(jīng)常裝神弄鬼，像個愚昧的人。另外，我父親脾氣很差，有點喜怒無常，動不動要打人?，F(xiàn)在我又不這樣看了。現(xiàn)在我覺得我父親就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只是時運不佳，虎落平陽，變成了一只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