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兩個方面——投融資的責任體制和以相對價格引導投資和消費的決定——恰恰是中國的體制轉型中的短板。一方面，“政企不分”的老體制特征，在投融資領域表現(xiàn)得最為頑固。“塊塊”如此，“條條”也如此。黨政權力掌控投融資決策，最大的弊端是責任鏈條松松垮垮。往往官員人事一變化，投資責任就再也找不到主?！靶鹿佟睂ι闲马椖?、借新債情有獨鐘，一般都不愛理舊賬。在此約束下，今天減少的消費到底能不能帶來明天更高價值的享受呢？答案是缺乏制度保障。

相對價格的問題更大。雖然一般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大體由市場供求決定。但關鍵的生產(chǎn)要素價格，包括地價、利率、匯率、金融服務取費以及電價、教育、醫(yī)療和其他生產(chǎn)性服務費率等領域，行政干預依然廣泛存在，嚴重干擾各類主體的投資決策。舉一個例子，工業(yè)地價在行政主導的招商引資“競爭”中的普遍扭曲，不但大量浪費土地、形成過剩產(chǎn)能，還把包括民企在內(nèi)的很多實業(yè)組織，大批誘向“囤地尋租”。利率的歪曲，則是另一個嚴重問題。沒有正確的利率指引，跨時間的“投資”決定差不多就是兒戲。

或有人問，過去我們的體制也遠未改革到位，但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不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嗎？我的回答，成績不容否認，但過去有兩個難以復制的條件。其一，80年代面對的是大量歷史欠債，反正道路短缺、電力短缺、通信短缺、港口短缺，哪里短缺就在哪里修，決策不容易錯。干這件工作，政府快刀斬亂麻，見效很快。其二，90年代末以后的那一輪“投資啟動內(nèi)需”，緊接著就是中國加入世貿(mào)，外需沖天而來，那一茬的基礎設施投資的埋單自然沒有問題。

2009年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發(fā)起又一輪以財政、信貸刺激的投資熱潮，大批“鐵公基”項目上馬。這一輪投資，拉動了當時的經(jīng)濟增長率，推動“保增長”策略獲得了成功。問題是，這一輪大投資，能不能為未來經(jīng)濟增長所健康消化，會不會形成又一批優(yōu)質資產(chǎn)？

對這個問題，我認為還要看一看。關鍵點還是經(jīng)濟有沒有足夠的“胃口”來消化如此天量的投資。這里的經(jīng)濟學說簡單也簡單，反正修了高速公路，總要有車跑，一輛一輛地收過路費，才能把修路的投資收回來。同樣道理，修了高鐵，要一張一張地賣票；建成了電站，要一度一度賣電；修了音樂廳，要一場場辦音樂會，最后才能把預期的投資收回來。反過來，修了很多路，車流量老也上不來，那就麻煩了。北京的鳥巢很宏偉，不過從投資角度看，如果里面沒有鳥，或者有鳥也不夠多，那“巢”的投資就懸了。

新的情況是，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投資都具有“超前”性。這就是一個大項目擺下去，未來有沒有足夠的需求還不知道。這類超前進性的投資，對約束體制有更高的要求。因為決策出錯的可能性上升了。如果出錯無人負責，那么胡來、亂來的事情就會失控。所以，比之于過去，現(xiàn)在更不能離開體制機制講投資。脫離體制機制，只講投資拉動經(jīng)濟，很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