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進”變成“漸漸不容易推進”，中國前行的障礙是改革動力問題

《中國青年》：您的《中國做對了什么》一書以一個問句作為書名，那我們就從這個問句開始，您認為在30年改革之路上，中國究竟做對了什么，才取得被稱為“中國奇跡”的經濟增長成就？

周其仁：從大處看，中國做得最對的事情就是改革開放。要是沒有改革開放，今天人們常講的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不可能這樣強勁有力。

開放之初，偌大一個中國的全部出口，一年不足100億美元，從來不需要擔心什么“過度依賴外需”。改革前夜，農民人均純收入一年只有134元人民幣，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幾百元。老百姓收入那樣低，但消費品還要憑票憑本供應，所謂“短缺經濟”，好像怎么也拉不動生產。

那時的投資率倒也不低，但論投資規(guī)模，完全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語。1968年我從上海去東北下鄉(xiāng)的時候，“大上海”最高樓（國際飯店）只有24層；火車在南京過長江還要擺渡。后來南京長江大橋建成，舉國歡騰。今天你去上海可能不再注意國際飯店，而整條長江到底有多少座長江大橋，再也算不得新聞。作為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里把國民經濟搞得如此翻天覆地，做對的事情就是改革開放。

《中國青年》：盡管有今天的成就，您也提到中國的這部改革史尚未完成，您認為前進之路上最大的阻礙是什么？

周其仁：人們常說中國的改革是漸進的。這是與前蘇聯(lián)的改革路徑比較而得出的結論。前蘇聯(lián)和改革前的中國，經濟體制的基本特征都是計劃經濟，就是把整個國民經濟當一個超級國家公司來辦，權力高度集中，信息不靈，經濟活動的動力和活力不足。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改革，特別是要朝著市場經濟的方向改革，靠價格，而不是靠行政官僚命令來配置資源。但是，在怎么改的問題上，蘇聯(lián)和中國的選擇不同。

葉利欽似乎認為既然要搞市場經濟，那就從西方市場經濟里請個高明的專家設計出一個改革路線圖，照單改就是了。于是就有“500天激進改革計劃”之類的故事發(f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