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頭問，為什么在市場結構條件大體具備的情況下，還要維系政府對電信資費的全面管制？我的答案是，因為中國電信市場上彼此競爭的數(shù)家公司，全部是國有或國有控股公司。既然都是國有公司，彼此開展下限競爭是可能減少行政壟斷利潤的。作為國有公司“老板”的政府部門，下不得手開放資費的下限競爭，是合乎情理的。更有甚者，國有公司打價格戰(zhàn)，可能割肉而不傷身—降價不是來自管理的努力和成本的節(jié)約，而來自損耗國有資產(chǎn)的本金。政府作為老板，對此更不能熟視無睹。

看似奇怪的事情終于發(fā)生了。政府在電信市場數(shù)家國有公司競爭的格局已經(jīng)形成后，依然堅持全面的價格管制。更加要命的是，政府管價的重點不再是控制壟斷高價，而是不準從業(yè)者突破資費的下限！管制對象還是國有電信公司，但要管制的行為卻不再是憑壟斷地位謀取“壟斷暴利”，而是為競爭所迫以降價取悅消費者！政府管制與大眾利益對壘，顯然是一個政治不正確的困境。

宣布改行上限管制政策是合乎潮流的。但是矛盾還是存在：下限價格競爭可能減少國有電信公司的贏利，增加其虧損。要把電信營運商合并、捆綁成數(shù)目更少的“航母”嗎？也許管用，但除非重新回到獨家行政壟斷的體制，否則價格競爭的壓力多少就還存在。

要擺脫左右為難，不妨實驗另一種取向：政府多發(fā)電信營運牌照，特別是給民營公司發(fā)電信牌照。讓具備利潤動機但絕對無權控制對手進入市場的公司，在下限開放的環(huán)境中競爭圖存吧。別的行業(yè)早就看出了結果，電信行業(yè)真的例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