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偏倚

在短篇小說《精確性科學》中，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描述了一個國家，在那里地圖學發(fā)展成熟，有著極為詳細的比例尺為1∶1的地圖，和這個國家本身一樣大。這樣的地圖讓人學不到知識，因為它只是完全復制現(xiàn)有事物。博爾赫斯的地圖是“信息偏倚”這種思維錯誤的極端例子：即錯誤地認為掌握的信息越多，做出的決定就越好。

我有一次搜索柏林的酒店，找到5家備選酒店，然后選了其中一個一下子就吸引到我的。但我又不太相信自己的直覺，還想再比較一下這5家酒店，于是我收集了很多的信息，努力地瀏覽大量的關于各個酒店的照片、評價、評估和博客文章，點擊觀看了無數(shù)的視頻，兩個小時之后我還是選擇了自己一開始決定的酒店。額外信息的大量堆加并不能使人們做出更好的決定。相反，如果把為了尋找酒店而消耗的時間折算成錢，我應該都可以去住凱賓斯基（歐洲十大酒店之一，始建于1897年的柏林）了。

研究人員喬納森·巴倫曾向醫(yī)生提出如下問題：患者生了一種病，從癥狀上看有80％的可能是疾病A，但如果不是疾病A的話，就會是疾病B或C，這三種疾病的治療方法不同，每種病的嚴重程度相當，而且每種治療方法的副作用程度相近。作為醫(yī)生你會建議按照哪種疾病給患者治療？按照邏輯你應該會按照疾病A給患者治療。

假如這時有一種診斷測試，對于疾病B測試結果顯示陽性，對疾病C測試結果顯示陰性，如果是疾病A則測試結果為陽性或陰性的概率各占50%。你作為醫(yī)生會向患者推薦這個測試嗎？被問到這個問題的大多數(shù)醫(yī)生都會推薦這一測試，盡管從測試中得到的結果沒什么意義。假設測試結果為陽性，那也只能知道患疾病A的可能性比患疾病B的可能性大。這一通過測試得到的額外信息對于作決定完全沒有幫助。

不僅醫(yī)生們有收集更多的信息的渴望，經(jīng)理人和股民也渴望更多的信息，即使是不重要的信息。他們經(jīng)常進行一個又一個的委托研究調查，盡管事實早已明了。

更多的信息不僅是多余的，有時甚至是有害的。圣迭戈和圣安東尼奧兩個城市哪個人口更多？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的格爾德·蓋格瑞澤向芝加哥大學和慕尼黑大學的學生們提出了這個問題。有62％的美國學生選擇了正確的答案：圣迭戈，但德國學生則是100％全部答對，原因是所有德國學生都聽說過圣迭戈這個城市，但沒幾個人聽說過圣安東尼奧，所以德國學生就選擇了他們熟悉的名字。而美國學生聽說過這兩個城市，他們有著更多的信息，反而容易出錯。

想象一下有10萬名經(jīng)濟學家—在銀行、咨詢機構和政府工作，再想象一下這些人在2005年至2007年所使用的紙張—用于研究報告和數(shù)學模型、所有經(jīng)濟評論、修改的演示文稿，以及彭博資訊和路透社的百萬兆信息，仿佛是對“信息”表示敬意的狂歡的舞蹈，但所有這些都是空話，經(jīng)濟危機爆發(fā)弄垮了全世界，卻沒有人預料到它的發(fā)生。

結論：請你試著用最少的信息來生活，這樣你可以做出更好的決定。很多信息其實是沒有價值的—即使人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