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李鴻章的淮軍，正多是淮人，民風彪悍，作戰(zhàn)勇猛，但是也不乏腦瓜子靈活，做事圓滑，比起又蠻又犟的湘軍來說，要逢源許多，這一點既是湘淮之別，也是曾國藩和李鴻章之別。在李鴻章之后，還有他的老鄉(xiāng)、在北洋三起三落的段祺瑞，也深昧于權術之道，在能力強干之外，手腕也相當老辣，只是民國已經(jīng)不是晚清，這種土壤和氣候已經(jīng)不再有了。

雖然都是書生帶兵，但是跟王陽明和曾國藩比起來，李鴻章更傾心淮人手法，他既會“專以浪戰(zhàn)為能”，也不乏偶爾“翰林變作綠林”。在文能武事和義理辭藻之外，他還有著這個白色社會所不推崇的灰色手段和黑色權謀，所以他素來看不慣空談大義的書生。

八國聯(lián)軍進京時，李鴻章出山談判，和張之洞共擔危局。他和張之洞吵了一輩子，此刻已經(jīng)無意再爭，遇到分歧他只是說:“香濤為官數(shù)十年，猶是書生之見耳?！钡珡堉绰牭胶?，還是不依不饒，對李鴻章反唇相譏:“少荃議和二三次，遂以前輩自居乎？”這兩句話雖然是信口說來，卻恰若天成，猶如絕對，在晚清社會一時傳為佳話，騰傳于眾口之間。

李鴻章這一生，敢任事又能任事，無論是皇胄掣肘，還是清流物議，他都不在乎。贊他者說他是中興名臣，謗他者說他是千古罪人，他也一無辯解，不問黑白，只求事功。

在幾千年的安徽人中，才干、權謀、機心可堪與李鴻章相比的，也許只有曹操吧。所不同的是，曹操逢于亂世，橫沖直撞顧忌甚少，而李鴻章雖然也置身亂局，但所處畢竟已是兩千多年后，而且在“痞”字之外，更多了曾國藩所教的一個“誠”字，故此穩(wěn)重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