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來，光緒其實比康有為懂得權(quán)衡和迂回，他外放康有為，明顯就是不準備和慈禧以鋒對芒，緩和一觸即發(fā)的局勢，從而為之后的新政推行鋪下平坦的路。

然而光緒并不知道，康有為早早就在謀劃一件大事——宮廷奪權(quán)，就像天下所有手無縛雞之力，卻最滔滔不絕于政變和奪權(quán)的書生一樣，康有為也在想這一招——但是在他嘴里，卻是奉了光緒的衣帶詔而去找袁世凱起兵勤王的，他在找袁世凱之前，早就對湖南會黨首領畢永年透露過，還曾和他密謀多時，只是畢永年覺得這計劃太過戲劇，不能行事而退出。

康有為為什么貼光緒？很簡單，皇帝只是他的一個幌子，有了他做正義和英雄的代言，天下人心都會支持；而一旦這個幌子不配合，他便會篡改帝意，繼續(xù)打著這個幌子。

只可惜康有為對權(quán)力的用心太急切了，又不愿意別人同他分享這尚未拿到手的權(quán)力——想象中的權(quán)力，將李鴻章和張之洞等人的主動接觸置若罔聞，覺得他們只在經(jīng)濟上西化，不想在政治上改革——其實這正是他們的遠見和深算，只有經(jīng)濟前進了，才會產(chǎn)生政治的動力，形成新的變革之局，而一開始就想改政治、換制度，萬難不說，還可能惹來殺身之禍。

因為康有為的這種態(tài)度，中間派變成了反對派，一些變法派也成了旁觀派——他們被康有為排除在光緒皇帝的圈子之外，也被排除在成功后論功行賞、論資排輩的名單之外。

一百年后回首往事，在對戊戌變法盲目歌功頌德之外，其實我們更應有所質(zhì)疑和檢討，落實在康有為身上，不但要反省他于政治上的幼稚、經(jīng)驗上的不足，更要警醒他于人性上的投機和自私，想攫取權(quán)力以自享。政治上的幼稚和不足尚能理解，畢竟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還有理想可談，還有熱血可灑，而投機、自私和奪權(quán)則是一個變法者最不可饒恕之處。

假天意為己意的人，終會在歷史的大幕謝下之后，露出他怎么都遮不住的馬腳來。

事實上，在失敗之后，康有為還在打著保皇的旗號，帶著他的馬腳游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