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當時我們不僅浪費了全球資源價格極其廉價的時期，更重要的是，當時盲目實施的猛烈經濟市場化也造成了今天中國的貧富分化。因為，在人類的經濟歷史中，任何一次經濟制度的重新制定，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首先保障經濟增長的速度。而在經濟增長速度低迷的時刻，強行推進經濟制度的重新設計，必定會演變出社會財富的權貴時代。

我們可以作一個簡單的對比。1890年，美國的城鎮(zhèn)化率水平達到30%，1910年，美國的城鎮(zhèn)化率達到了46%的水平，其間用了20年的時間。1998年，中國的城鎮(zhèn)化率是33%，2010年，中國的城鎮(zhèn)化率是47%，時間略快于美國。

2010年中國的人均GDP是4 830美元，而1910年美國人均GDP在2 100美元的時候，就達到了中國目前的城鎮(zhèn)化率水平。1920年美國人均GDP突破3 000美元時，美國的城鎮(zhèn)化率水平達到50%。2002年，巴西的人均GDP是2 583美元，巴西的城鎮(zhèn)化率水平是61%。還有，一般而言，當一國或地區(qū)的人均GDP超過3 000美元時，其城鎮(zhèn)化率會達到55%~65%的水平，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亦呈現(xiàn)出一樣的現(xiàn)象。而目前，中國的人均GDP已經突破5 000美元，但中國的城鎮(zhèn)化率只有49%，見圖1–3。

以上這組數(shù)據(jù)證明，中國的經濟資源實力實際上是非常強大的。1997~1999年，如果我們能夠不去人為地壓低中國的經濟發(fā)展速度，包括不去推行大量的經濟制度重建，那么，今天住房問題就不會是中國社會的災難問題。而如今，這一切都只能是假設。以10年前的土地價格計算，我們讓房地產商人來主導我們的房地產商品市場，是愚蠢和自毀長城之舉。

一個農業(yè)人口大國向高密集型的重工業(yè)人口國家轉換的過程中，城市的土地必定是不可估量的財富，而任由私人投資者來主導這個市場，尤其是政府和私人共同主導這個市場，必定會形成社會資源分配的嚴重不均，必然導致大量社會資源被惡性囤積在房地產市場上，人為地降低了中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

再以煤炭為例，10年前煤炭價格是每噸20元?，F(xiàn)在煤炭價格是每噸500元。1噸煤炭的成本不超過150元。中國現(xiàn)在每年需消耗30億噸煤炭，每年煤炭市場至少有1萬億元的資源財富去向不明。中國現(xiàn)在在醫(yī)療、教育上的投資是每年3 000億元。如果每年我們把這1萬億元的煤炭資源財富投入我們的教育與醫(yī)療體系，足夠滿足中國全民基本的公共需求了，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就不會為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忙碌一生。在沒有基本福利保障的情況下，績效工資制會讓我們成為為生存轉不停的馬達，使得我們的思維受限，被迫遠離科技創(chuàng)新。失去了自我的獨立思索空間，我們就任憑自己為了生存被洗腦嗎？就看著整個社會走上為生存而投機和墮落的道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