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初，城市面臨的最大壓力有兩項，一是短缺經濟中的供給，二是大量待業(yè)青年的就業(yè)安排。當時中國農業(yè)科學院的賀院長專門找我們會談了代管的問題，提出了院里的要求，并最終簽訂代理的委托協(xié)議，而代表服務社去擔任服務公司經理的重任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就這樣，我和一個助手進駐了農科院。

為了解決就餐問題，我組織人在農科院的西門北側蓋了幾間平房，從院里的食堂調了位張師傅，帶了一幫孩子，辦起了對內和對外經營的“天天飯館”。從白案到紅案，從服務到灶臺，都是按內部食堂的風格學習和管理的，雖然員工都是大院里的孩子，但總算有了個安身之地，開始也都很努力，也算是有模有樣的。

一天，一群退了休的老頭們在老周、老朱的帶領下找到我，希望能利用老頭們的力量組織一支施工隊，解決院里的基建蓋房問題，同時能安排許多就業(yè)，我們一拍即合。在后勤主任李明堂的支持下，占了幾間破房做辦公室，就開張了。院后勤將幾個所的蓋房與改造任務都交給了施工隊，當年就取得了盈利，并將業(yè)務從院內發(fā)展到院外，后來我到華遠后的許多業(yè)務都是“老頭隊”幫助完成的，雙方建立起了友好的合作與聯(lián)系。

飯館早上六點開門，要提前在四點多起床，屋外一片漆黑時，就開始生火、和面、熱油、熬粥、烤小燒餅、煮豆?jié){，一開門就排起了長長的隊。

飯館的對面就是理工大的校門，也有許多教職工和學生到這里買早點吃。

每天早上，我們大約要炸兩三袋面粉的油餅，煮一大鍋米粥和一鍋豆?jié){。四五個人忙得昏頭轉向，還要收拾桌子，洗刷碗筷。

一碗豆?jié){兩三分錢，糖漿五分錢，一個油餅六分錢，一個燒餅八分錢，一碗米粥四分錢，有時不煮粥就包餛飩，忙了一早上，數數也就一二百元的營業(yè)收入，有時天冷，連一百元錢也賣不到。

收拾完早飯又開始準備午飯，洗菜、包餃子、蒸饅頭、做花卷，小館里做不出什么大餐，那時也沒人吃大魚大肉，常常一天也就賣出一兩條魚，生活困難的時代，人們不敢大吃大喝，多是家常便飯，以填飽肚子為主。一天經營下來收入不到千元，一個月下來也就一兩千元的利潤，幸虧是自己蓋的房子，不用交租金，這樣的經營狀況實在無法提高孩子們的工資，也無法讓孩子們安心。

那時的商品供應還是以計劃性的為主，許多商品短缺，連好煙好酒也很難采購，啤酒更是緊俏物資，夏天則是哪個飯館能供應啤酒哪個飯館就有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