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郁立即把情況匯報給北京特科，吳成方意識到這是一個好機會，于是指示潘文郁有意告訴黎天才最近中共的一些情況，當然這些情況并非重要機密。根據(jù)特科的指示，潘文郁還幫助黎天才多給張學良提建議，讓黎天才當好張學良的參謀。在多次的接觸中，黎天才敏銳地意識到潘文郁背后有中共組織支持。黎天才也是被迫自首的，對共產(chǎn)黨一直有好感。因此潘、黎兩人心照不宣，彼此各取所需。

北京特科成立后，曾聯(lián)絡、發(fā)動、策劃抗日馮玉祥抗日。1933年3月，身在張家口的肖明催在上海匯報工作的吳成方速回。吳成方立即回到北平，按照與馮玉祥協(xié)商的方案，在北方尋求幫助力量。吳成方要求中央駐北方代表派干部參加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領導工作，饒漱石把柯慶施推薦給吳成方。吳成方馬上介紹柯慶施代表北京特科去張家口馮玉祥處工作?？聭c施到了張家口以后，組織了中共前線委員會（即“前委”），自任書記。“前委”后來工作上的錯誤，導致了北京特科人事上的大變動。

1933年4月11日，張學良攜夫人及子女和秘書等出國到歐洲考察。在他出國后的十個月里，潘文郁和黎天才繼續(xù)保持密切的來往，友情也隨之增加。

1934年1月，張學良從歐洲考察回國，被蔣介石任命為豫鄂皖三省“剿總”副司令，代行總司令職務。黎天才是張學良的得力干將，少帥讓他擔任了“剿總”政訓處的少將副處長。1月下旬，蔣介石鎮(zhèn)壓了與他決裂的國民黨第19路軍后，重又集結(jié)兵力向共產(chǎn)黨軍隊展開進攻，發(fā)動了對中央蘇區(qū)的第五次圍剿。北京特科認為，黎天才深得少帥信任，又擔任要職，可以利用這層關(guān)系讓潘文郁打入東北軍內(nèi)部，這樣更有利于掌握敵人的軍事情報，幫助中央蘇區(qū)的反圍剿。

這年7月17日，張學良的東北軍在河南羅山縣西南長嶺崗連續(xù)遭遇徐海東的紅25軍的打擊，損兵折將的張學良百思不得其解。

當時正是中央紅軍進行反“圍剿”時期，張學良對工農(nóng)紅軍前四次反“圍剿”取得勝利感到不解，特別是他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后，從東北軍抽調(diào)了八十多個團的兵力，“圍剿”鄂豫皖根據(jù)地，卻被徐海東領導的紅25軍打得落花流水，他很困惑，不論是武器還是裝備，紅25軍都遠遠不如他的東北軍，卻讓他的“圍剿”計劃一敗涂地，他認為有必要對紅軍何以如此強大作一番研究。

從歐洲考察回國的張學良，急于了解共產(chǎn)主義學說。黎天才知道張學良對共產(chǎn)主義學說感興趣后，迎合張學良對共產(chǎn)黨革命理論產(chǎn)生的興趣，順勢把潘文郁作為馬列主義學者推薦給張學良。他對張學良推介說：“我給你介紹的這位潘東周，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研究馬列主義主義的學者，他懂六國文字，翻譯出版了共產(chǎn)黨老祖宗馬克思的《資本論》。”張學良表示，既然這樣，就把這位潘先生請到軍隊中來任職吧，有些問題也好向他討教。于是，潘文郁化名“潘東周”加入了張學良的東北軍。